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什么意思啊？
1.“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理解，分成两派，“爱情说”和“战友情说”。（基情说不讨论。）
不如我们看一下这两种解说彼此消长的历史。
《诗·邶风·击鼓》：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大约在西汉的《毛诗故训传》
：契阔，勤苦也。说，数也。偕，俱也。
“说，数也”，今天人们不是太好懂，其实“说”和“数”是同义词，毛公是以同义词为训。今天“数”字很少用作“说”的意思了，但是还是能找到一些痕迹。比如，我们说“数落”某人，与这里的“数”字就与计数没有关系，而是“说”的意思。又如，我“历数”其罪状，这里“数”字的意思不是说数一数罪状有多少，而是说出来的意思。段玉裁《毛诗故训传定本小笺》：“今俗语云‘数说’。”
说话的“说”字大家都明白，为什么还得解释成“数”呢？这是因为先秦时期的书里，大部分的喜悦之“悦”字都写成“说”。《毛传》的“说，数也”，就是告诉读者这里的“说”是“说话”之“说”，而不是“喜说”之“说”。
《毛传》没有说这句诗是说的战友情还是夫妻情，只是解释词义。毛传质略，也可能在当时诗旨没有异议吧。唐《毛诗正义》认为《毛传》的意思是战友之情，清陈奂《诗毛氏传疏》认为《毛传》的意思是室家之情，然而都只能是推测。
东汉郑玄《毛诗笺》
：从军之士与其伍约：死也，生也，相与处勤苦之中，我与子成相说爱之恩，志在相存救也。执其手，与之约，示信也。言俱老者，庶几俱免于难。
郑玄明确地指出这几句是指战友情。《郑笺》和《毛传》不同之处，就是郑玄把“说”字解释成“悦”，“成说”解释为“成相悦爱之恩”。（战友之间“相悦爱”，现在听起来感觉怪怪的。）其实郑玄解释成战友情，很关键的前提就是“与其伍” 三个字。《周礼·大司马》：“五人为伍”，士兵以五人为最小单位。郑玄是遍注群经，笺《诗》是在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之后， 往往引《礼》证《诗》，其中不无牵强之处。此处郑玄 认为是战友情，就是因为他认为这几句诗是描写军队中同伍兵士的誓约。郑玄为汉末经学集大成者，他的说法成为几百年间的圭臬。今可考的历史上第一个 解释为夫妻情的，就是魏王肃。清皮锡瑞《经学历史》：“郑学出而汉学衰，王学出而郑学亦衰。”虽不免言过其词，但王肃也确实是遍注群经的大学者，魏晋时期，王肃的影响在经学界非常大。王肃就好跟郑玄对着干。王肃《毛诗》注已经亡佚了，但是《毛诗正义》有引用王肃的解释
：
言国人世家之志，欲相与从生死，契阔勤苦而不相离，相与成男女之数，相扶持俱老。
王肃的解释在魏晋曾一度流行，在 现代更是几乎得到公认。但很可惜，王肃最终没赢郑玄，历经魏晋南北朝，王肃之经学最终没能成为学界主流，到唐代官修《五经正义》，《毛诗正义》
从郑玄之《笺》，认为是战友情。王肃的很多观点在《毛诗正义》里被批判了一番，包括这一条。
《毛诗正义》，作为官方修订的标准经学教材，唐代到北宋初年一直是科举考试的指定教科书。但是呢，战友情和室家情的争论没有停止。宋代，疑古风气悄然兴起。
北宋欧阳修《诗本义》
：
《击鼓》五章，自“爰处”而下三章，王肃以为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辞，而毛氏无说，郑氏以为军中士伍相约誓之言。今以义考之，当时王肃之说为是，则郑于此诗，一篇之失太半矣。
欧阳修挺王肃，认为是写夫妻情。他在认定这首诗的背景为《小序》所说州吁从陈、蔡伐郑之事的基础上，举出了两条理由：一，州吁是弑君篡位，不得人心，《小序》说的“众叛亲离”指的是州吁不为士兵们人心所向，郑玄理解为军伍之士互相背叛逃离是误解；二，从历史记载来看，这场战役只是围困郑国五天就走了，兵不血刃，士兵们没有四散奔逃，相互背弃的道理。欧阳修是在深挖《毛序》《毛传》的基础上，对郑玄的说法提出质疑。然而“室家男女之情说”真正成为主流看法，还得等到朱熹的《诗集传》
问世，并成为元明清八百年《诗经》学的头号权威。朱熹的《诗集传》解释为室家之情，这种说法一直流传到现代，为多数人所接受。================================
从对这一首诗的解释我们已经不难看到，在一个小问题上的分歧， 和整个经学发展变化的脉络是密切相关的。对这一个小问题的阐释，与经学史上的权威与反权威、争论与统一、疑古与信古、官方与非官方、主流与非主流因素的彼此消长、溶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们今天已经没有经学的门户派别之分，我们想从客观的角度对这首诗进行阐释，其实这谈何容易
！夏传才先生在《国外〈诗经〉研究新方法论的得失》（《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中谈到西方实证主义阐释学和《诗经》研究的关系时说：
对古典作品, 以及对《诗经》研究, 这一传统的阐释学面临两大困难：其一, 一些远古文献和文学作品的作者不能肯定, 时代环境距离遥远, 真正了解历史背景, 必须下大力气进行综合性的历史和文化研究。其二, 作品是由一个个词和词的组合构成……在通常的情况下阐释作品, 先要有对作品整体意义的了解, 才能把一个个词语和细节连贯起来作解释, 而一个词语或细 节的理解会改变原定的题旨。这就是局部须在整体联系中理解, 整体又须通过局部来理解, 西方学者把这种现象称为“ 阐释循环” ,而《诗经》阐释中一首诗常常有几种乃至几十种阐释
, 更是司空见惯的事实。这样的“阐释循环” ,
将没有完美的终点。
我们今天读《诗》追求“本义”，并不是像古人那样为了发明“ 圣人本意”（欧阳修《诗本义·诗解统序》），其实是受到了西方实证主义阐释学的影响。然而追求“本义”是个很容易陷进去的陷阱。把《击鼓》中这四句诗的不同解释列一个表，就可以通过排列组合得到多种不同的阐释：
毛公 郑玄 王肃 孔颖达 朱熹 马瑞辰
勤苦 勤苦 勤苦 勤苦 隔远 合离 （“契阔”的解释）
言语 悦爱 数目 数目 言语 言语 （“说”的解释）
没说 战友 室家 战友 室家 没说 （诗的背景）
我们可以看到，这6家对这四句诗的解释就有6种，各不相同。
我觉得，我们从艺术鉴赏来读《诗经》时，无论理解为战友情还是室家情，都没有问题。 而这句诗被第一个人吟出口时原本的背景、原本的意思，到底是表达战友之情还是世家之情，到现在也没有 定论，实际上， 永远不可能有定论
。
孟子说：
学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
我们一般人是在鉴赏《诗经》，而非研究经学史，我们不妨来个“两读”，分别放在战友情和夫妻情的背景下来体会诗句中的情感，自然会有不同的滋味。对鉴赏者来说，比“对错”更重要的，是你从诗中得到的情志。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说，与其说是诗人传达给我们感情，倒不如说是诗人唤起了我们的感情。我们读诗所收获的情思，其实它的种子早就在我们心里，等着阳光雨露生根发芽。而诗本身，就是唤醒情感的阳光和雨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