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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规划老年」

主笔｜徐菁菁

不管你是否愿意，我们的社会正在变老，正如每个人在一分一秒中走向老年。2001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2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可能超过14％，这意味着，我们步入了深度老龄社会。

社会变老的速度还在加快。1962年到1972年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波婴儿出生高潮。2022年起，这一代人将陆续踏入60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最新印发的《“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到203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以上。2050年，中国80岁及以上人口将增至1.59亿。

变老意味着什么？对个人而言，它意味着身体的衰老，意味着罹患多重疾病的可能，意味着更少的收入，更沉重的照护负担。对社会而言，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常常使用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概念来描绘未来的图景。它指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2020年，我国的老年抚养比为19.7％，预计2050年将突破50％。

从这些角度来看，人口老龄化就是一场缓慢演变的危机，我们不可能不陷入到一种巨大的悲观和普遍的养老焦虑之中。但这种焦虑和悲观产生的原因还有另一种可能：老龄社会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社会形态。人类有史以来就是年轻的。

在《长寿人生：如何在长寿时代美好地生活》一书中，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ott）和伦敦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琳达·格拉顿（Lynda Gratton）将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比肩工业化时代的起初：他们认为，人类的才智分为技术才智和社会才智。两者并不同步前进。工业化时代初期，技术才智的飞跃破坏了既有经济和社会结构，为此，人们离开了他们的家庭和传统社区，在飞速发展的城市中重新安顿下来，无依无靠，缺乏安全感。人们还必须学习新技能，适应新角色和新身份，接受生疏的工作方式。这个时期，技术进步并没有带来普遍的幸福。社会呈现出焦虑、转型和社会实验的特征。逐渐地，社会才智的发展跟上了时代变迁的脚步，包括养老金在内的制度安排的建立、社会文化的重构帮助人们塑造了新的美好生活。

2018年12月5日，世界语专家朱明义在北京燕园养老社区的公寓里拍照留念（图 | 视觉中国）

同样的，人们日益长寿本身并不是坏事，相反，它是前所未有的医学、科技、社会治理文明的成果。但问题是，我们尚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和勇气，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经济、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这是我们感到焦虑不安的真正原因。

站在这场才智挑战面前的，包括政府、社会、机构，也包括每一个人。我们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希望老年变成什么样子？

身体在衰老，我们可以做什么

人们对老的理解是从身体开始的。

衰老是有迹可循的缓慢过程。即便是人体最坚硬的物质，牙釉质也会在年龄渐长的过程里慢慢磨损。供应给牙髓及牙床的血液减少。牙龈容易发炎，可能导致脱离牙齿，暴露牙根，最终导致牙齿松动脱落。

血管、关节、心脏瓣膜和肺，由于吸取了大量的钙沉积物，慢慢变得坚硬。为了使同样数量的血液流经变窄、变硬的血管，心脏只得努力收缩，产生更大的压力。于是，一多半的人到了65岁时便患上了高血压。

在一个全生命周期里，老年是一个从健壮到衰弱、失能，最终死亡的漫长过程（图 | 视觉中国）

从30岁开始，心脏的泵血峰值就稳步下降。40岁左右，肌肉的质量和力量开始走下坡路。到80岁时，人们会丢失25%～50%的肌肉。从50岁开始，骨头以每年约1%的速度失去骨密度。眼睛晶状体的弹性会降低，许多人的远视（老花眼）往往始于40岁。晶体还会逐渐发黄。即便没有白内障，一个60岁健康人的视网膜接收到的光线也只是一个20岁年轻人的1/3。

30岁的时候，脑是一个1400克的器官，到我们70岁的时候，脑萎缩使头颅空出了差不多2.5厘米的空间。到了85岁，1/3以上的人会患上痴呆。

但是在和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刘晓红聊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位医生却没有让我感到过多的悲观。她提醒我，人体的很多功能在20多岁时达到高峰，到中老年期就开始慢慢下降，但是很多人可以一直工作，享受高品质生活到很高龄。由于衰老和老年病（即增龄相关性疾病，多数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都是老年病）分享同样的病理机制，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慢性病是不可治愈的。“带病生存是老年期的常态，有慢性疾病没有关系，只要能稳定，不出现急性加重就好。更重要的是要维持老人良好的功能状态。”

（插图：Jessie Lin）人们普遍对老年的健康问题感到担忧，但我们对老年健康认识和理解又是普遍缺乏的。

2010年，作为一名消化内科大夫，刘晓红接手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的时候对自己要从事的工作也很迷茫。那个时候的老年医学科仅仅还只是老年示范病房。病房收治的都是一些急诊室转出来的患者或者是一些肿瘤晚期患者，几台呼吸机在长期使用。很多人疑惑老年医学科是做什么的。上任之初，刘晓红遭遇过一个尴尬的时刻，曾经有一位美方学者问她：“一个腹腔晚期肿瘤的患者收在消化科和收在老年医学科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收到你们科呢？”

老年医学非常年轻，也非常特殊。一般来说，在医院，人们的目标是奔着看病去的，医生的目标是奔着治病去的。刘晓红告诉我，她经常需要纠正别人的一个错误：“我们是老年医学科，不是老年病科。”

一个“病”字有无暗含着老年医学最重要的理念：“慢病生存是人生这个阶段的常态，如果我们奔着治疗疾病而去，你会发现，在内科的各个专科，没有一个疾病能治好的，因为慢病是不可治愈的。对于老年人，医生的工作是维护老人的生活质量。这包含两层意思：尽可能免除疾病的困扰，以及维持足够的活力及能力去积极生活。大多数医生只治疗疾病，以为其他事情会自行解决。如果没有改善呢？如果病人身体衰弱、该去养老院呢？那么，这似乎并不是医学问题，对不对？然而，对于一个老年医学专家，这些都是要全盘考虑的问题。虽然无法阻止身体和心智变老，但是，有办法使这些问题更容易处理并至少避免某些最坏的后果。”

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刘晓红（黄宇摄）刘晓红说，老人需要的是小心呵护、精心照顾，就像捧着一个泥花盆一样，让他维持在一个相对好的状态。在老年医学科，医生最重要的工作是老年综合评估，就像一辆旧车需要每车年检一样，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对内在能力进行评估。内在能力包括5个方面：运动、认知、活力、感觉和心理。其中，活力指为了维持机体最佳平衡水平所需能量的膳食摄入。感觉包括视力和听力两部分，视、听力受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通常会影响躯体及认知功能，影响老年人的整体生活质量，心理主要指有无抑郁。医生的工作是围绕着这些能力，想办法尽可能改善和维持它。

在这个目标下，一个老年医学科医生要关心的事很多。老年人营养不良，存在很多种可能原因：也许是老人消化系统疾病造成吸收障碍、口腔问题影响咀嚼、存在吞咽障碍，也可能是因为体力下降，老人独居，或是居住高层没有电梯，难以买菜和备餐，还可能是因为抑郁。老人内在功能的下降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和环境还有密切的关系。配偶的离世可能就是健康轨迹下降的“拐点”。有些老人的认知能力突然下降很快，可能是药物不良反应，也可能仅仅是因为没戴眼镜或助听器，和社会隔离，缺乏感官刺激。这些衰老或外在支持问题是可逆的，可以处理的。

老年医学强调功能的维护和发挥，但这个过程并不只在医院，靠医生完成。近年来，在一些地方脑卒中的康复治疗纳入医保，人们逐渐有了中风之后有三个月黄金恢复期的概念，但康复对大众来说依然是陌生的。

北京协和医院老年病房的护士和社工（黄宇摄）

以老年髋部骨折为例，它通常被称为“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因为老年人发生髋部骨折后死亡率和致残率很高。国际上，发生髋关节骨折的老人，1年死亡率高达20%～30%。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近些年成功地把这个数字降低到了6.5%。过去，一种传统的观念是老人经不起手术，需要保守治疗。保守治疗意味着老人长时间卧床，结果就是各项功能迅速衰退。在积水潭医院，医生们多学科团队，采取骨科和老年科共管模式，使住院48小时内的手术比例超过70%。这些老人住院3～5天可能就能出院回家。

青松的整合照护管理师崔雪凤告诉我，髋关节骨折的老人康复治疗要持续2～3个月。在这个过程里，如果做的是髋关节置换手术，老人一般一个月可以站立和行走，有些状态好的老人，一个月之后甚至能直接脱拐。

一些因为循环不畅等原因带来的疼痛问题可以通过康复手段消除，同时避免老年人服用止疼药产生便秘、头晕等副作用康复能为老人提供的帮助不仅是这些。在老年历程里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通过康复使生活质量得到提升。我们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不是被动的，也不绝不能被动。刘晓红告诉我，医疗对于人的整体预期寿命而言，它的贡献率可能只有8%，而生活方式的贡献率大约有60%。

老年的规划不只是“养老”

我问刘晓红：从健壮、衰弱、失能到死亡，我们大概会在什么年龄经历这些阶段？出乎我意料的是，刘晓红告诉我：“并不存在这样的统计数据。”因为这样的统计是没有太多现实意义的。“我们在生活中可以看到，有人65岁就已经瘫痪在床，有人80岁照样能爬长城，”刘晓红说，“你要知道，老人的异质性是很强的。”

“异质性”这个词打动了我。它让我突然意识到，在面对老年这个话题时，我们总是忘记一个基本前提：时间纵轴上，老年事实上是一段越来越漫长的生命过程，各个阶段差别迥异。如果我们着眼在每一个人身上，个体的差异可能格外巨大。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典型”的老年人并不存在。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太阳城，退休老人们组成的啦啦队这种遗忘构成的偏见根深蒂固，形成了巨大的惯性。政府、商业和文化，甚至我们自己都可能将老定义为完全统一的、每个人都大约会在同一年龄经历的事件。“老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建构的成果。20世纪，人们才开始庆祝生日。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人们并不知道自己出生的确切日期乃至确切年份。19世纪，各国政府开始搜集准确的出生记录，从那时起，时序年龄就成了我们人生的时间结构，也成了社会、经济治理、人生安排的重要依据。今天，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理解和安排老年的基础是“三段式人生”：成长学习期——工作期——退休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成为了所有人跨入另一种人生状态的统一发令枪。但“三段式”人生的历史也只有大约一百年。很显然，在不久将至的长寿社会中，这种百年以来的设定对于个人与社会都将是难以为继的。以人人都关心的养老金为例，1908年英国创立养老金的时候，领取的年龄被设置为70岁，而当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5岁。美国在1935年设立国家养老金制度的主要考虑是让年长者为大量失业的年轻人空出工作机会。但在今天，许多国家面临的现实是，由于生育率的降低，进入市场的年轻劳动力有限，同时，大量成熟劳动力又因为退休年限的规定退出劳动力市场。

在日本、美国的飞机上，你看不到空姐，全是空嫂、空妈预计到205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养老金成本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0%。于是，各国政府都在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降低养老金数额。但这显然不是积极的，具有建设性的解决之道。今天的老年人比过去时代的老人都要健康。健康的年份还可能随着寿命的进一步延长而延长。在英国，2000年到2014年，预期寿命增加了3.5岁，其中2.8年是健康预期寿命。研究预计，到2035年，英国65岁到74岁的人未患慢性疾病的数量从现在的69%增长到超过80%。75岁到84岁的人群中也有58%的人可以有同样预期。当步入老年但依然健康、具有活力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退休躺平。

露西·凯拉韦（Lucy Kellaway）是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著名的专栏作家。就在临近英国法定女性退休年龄60岁的时候，凯拉韦遇到了巨大的困扰：面对这份从事了31年的工作，她觉得自己没法做得更好了。这种沮丧感甚至会在凌晨3点的深夜纠缠她。

对她而言，退休回家不是解决问题的选项。凯拉韦想，成年人总问孩子“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好像一个人一生中只能成为一种人。她在网上搜索到一个预期寿命计算器，算法信誓旦旦地预言，她能活到94岁。凯拉韦想，这意味着，就算她人生的最后20年都用来过退休生活，她也还有20年的时间，足以用来成就另一份职业。

麦当劳连锁餐厅与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合作，为年长员工提供了25万个工作岗位

凯拉韦意识到，在步入老年的门槛上，她对事业的追求已经完全变了。年轻的时候，她想要成为记者，因为她认为那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到这个年纪，这已经不再重要。她不再需要赚很多的钱，也不用在意别人的看法。她发现，她终于站到了马斯洛需求层次金字塔的顶端。

于是，58岁的凯拉韦从《金融时报》辞职，她重新接受培训，最终成了一名数学教师。

“我不会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50多岁了还想在这个最高尚的职业中焕发第二春的人”，抱着这种想法，凯拉韦顺带创办了社会组织“现在教书吧”（Now Teach），想要帮助那些同样有志于此的人迈出这一步。最开始，凯拉韦认为，能在头一年找到8个同道者就是巨大的成功，事实上，她很快收到了1000余份申请书，申请人有投资人、银行家、律师，还有演员、医生、牧师……好像所有人都厌倦了从事了几十年的职业，又还不甘退休，相信天生我材必有他用。

凯拉韦的教师工作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在英国的公立教育系统中，一些科目已经招聘不到足够的年轻教师，但当凯拉韦去拜访一些学校的时候，还是有人用怀疑的眼光打量她：58岁？当老师是很累的，你的精力不够。凯拉韦回到家里，看到20多岁的孩子刚刚起床，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她拒绝接受那样的设定：“没能量的人可不是我！”

2018年10月16日，日本街头可见不少还在工作的老人。这个国家迈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也是全球工业化国家中最快的（图 | 视觉中国）老年医学专家刘晓红告诉我，一种常常能观察到的情形是，一些人在刚刚退休一段时间，从繁忙的工作中脱身，得到了休息和运动的时间，身体各方面的功能状态会比上班的时候更好，但是，如果看得更远一点，就会发现，那些一直保持工作的人在功能维护上的优势更大。“相比完全退休，许多老人更理想的情况是，采用更弹性的工作方式，或者能够从事一些更适合老年人身体状态和特点的工作。”要实现这种更为理想的状态，需要个人的规划和努力，更需要社会提供这样的机会和制度安排。

打造适老社会

老年人的功能发挥，并不只由内在功能决定，外在环境和支持的作用是巨大，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一个老人眼睛看不清，如果他戴上眼镜就能够看清楚，我们就可以认为他的这方面的功能没有问题。”刘晓红解释说。有时候，她会鼓励老人多交朋友，“一个老太太如果有六七个朋友，那么她就很可能各方面状态保持得很好。”找到合适的眼镜、维持稳定的交友圈，并不是医生能做的事。刘晓红告诉我，日本有一种助力器，绑在老人的腿上，能让步履轻盈。德国有一种鞋专门针对老年人平衡差的问题，一旦老人的动作可能发生侧翻，鞋能够感知到，能帮助他稳定住。这些都属于老年科技，是市场可以做的事。

2021年9月10日，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图为服务机器人展区演示的“外骨骼机器人”，可帮助患者进行康复训练（图 | IC photo）在国内，这还是一片巨大的蓝海。去年，母婴网站“宝宝树”的创始人王怀南在迈入50岁的档口决定二次创业，做一个面向中老年人的品牌“米茶”。做这个决定和王怀南遇到一件大事相关：2019年，耄耋之年的父亲确诊了癌症。“回国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跟他好好地坐下来长谈过。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你需要什么’，似乎没有必要去问。他也从来不会主动和我去说。”一年内，父亲动了两次手术，一次就长达15个小时。王怀南守在手术室外面，才发现自己对此毫无准备，束手无策。于是，癌症“逼着”王怀南长久地陪伴在父亲身边，和他聊天，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他看到了父亲日常生活里的种种困难。父亲年迈，牙口不好，消化能力弱，对营养摄入又有要求，但“吃东西是没有特别呵护的”，市面上很难找到好吃又满足营养需求的食品。父亲的听力一般，但助听器不但昂贵，而且体积很大，戴上去非常影响外观。就连用了很多年的老花眼镜也有“玄机”。“我们一般人总说一副老花镜是×××度的，好像这就够了。其实，人的老花度数是不断变化的，甚至在屋内屋外的不同光线下，眼镜视物的效果也不一样。结果就是，戴着一副普通的老花镜，既看不清远方，也看不清近处。很多老人其实都是在一个模模糊糊也听不太清楚声音的世界里活着。这些感受，不近距离去了解，年纪轻的人是不会知晓的。”

2011年，顾春玲从北京回到老家上海，创立了上海尽美长者服务中心，在社区做针对认知症相关的服务。

“最初，我们找到社区，提出想做认知症服务。社区的人说：‘你们来错地方了，我们这个社区2.4万个老人只有3个认知障碍，其中2个都已经重度失能，这是我们普查的结果。’”顾春玲傻眼了。最后她直接跑到医院，找到神经内科的主任，从医生手里才找到了最早的服务对象。

位于美国凤凰城的太阳城养老社区（摄于1986年）后来，顾春玲才弄明白其中的道理：老人害怕，对这个问题避之不及，哪怕有了症状，也最好能够像鸵鸟一样能藏多久是多久。家属也害怕。很多家属说“你千万不要让我隔壁邻居知道，也不要让我的居委会知道”，甚至，还会瞒着自己的兄弟姐妹。顾春玲印象很深，有一次社工想要上门去探视某一个家属，那个家属千叮咛万嘱咐：你一定偷偷地来，在门口的时候声音小小的，否则我们隔壁邻居会听见。“后来我想，其实社工看起来和一个上门做客的朋友没有什么区别，但家属非常敏感。”顾春玲理解这种恐惧。那时候她去社区，说自己想来做“老年痴呆”的预防，很多人听到这个词就跳起来，说“你们走吧，我们这里没有”。恐惧会加成疾病带来的苦难。“一个客观结果就是，如果一个家庭有患者，我害怕他给我带来尴尬和麻烦，不让他出门，会让疾病变得更严重，恶化得更严重。”“尽美”有个工作人员，家庭里有两个老人都患有认知症，一个生活在上海，一个生活在台湾。上海的爷爷被关在家里，哪里都不能去。台湾的爷爷每天出门遛弯，社区里的每个人都认识他，家里人不怕他走丢。丢了就会被人送回来。于是，两个老人的病情发展、生活质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018年12月5日，北京燕园养老社区的居民们在休闲区打麻将（图 | 视觉中国）2016年的时候，顾春玲开始尝试推广认知症友好社区。“尽美”联系了街道浦东的塘桥，在这个街道率先得到了一个根据地。这个地方被起名叫“记忆家”，作为认知症家庭提供一站式能够被服务到、被接触到的场所。顾春玲的团队定下了个原则：科普要有趣；干预有成效；不能自己玩，一定要发动整个社区参与过来。“尽美”建立社联体网络，把派出所、银行、超市、学校、消防中队都动员起来，让他们了解认知症患者和家庭的难处，提供帮助，也让大家明白遇到认知症老人，应该怎么做。一些老人家里有认知症老伴需要照顾，每次去银行排队都很焦虑。上海银行的团队到认知症家庭做家访，回去以后就做了一个小黄卡给家属，以后家属到银行网点来的时候可以走绿色通道，不用排队了。去年，“尽美”跟社区基金会一起协作开了一家洋泾记忆咖啡馆。咖啡馆的奶、豆子是爱心企业捐赠的，logo是社区居民自发在线上投稿，由大家公投出来的。社区里有轻度的认知障碍的老人在咖啡馆做服务生，被大家称作“老宝贝”。顾春玲说，这既是一种干预手段，也是想让老人和社区意识到，他们依然能够服务别人，依然有为社区做贡献的能力。

上海洋泾街道的记忆咖啡馆里，患有轻度认知症的老人为客人制作咖啡这个咖啡馆成了洋泾街道一个真正的社区公共空间。咖啡馆的设计很合年轻人的品味。社区里的白领、学生都可以来预约场地办活动。咖啡馆的后面是社区的文化中心，还有篮球场。人们可以经过咖啡馆去到这些设施。咖啡馆开了没多久，顾春玲发现，年轻人的篮球队每次都会来咖啡馆开会。家长带着小孩从社区图书馆出来，顺便就喝一杯咖啡。孩子们放学也会自己跑来，因为咖啡馆里有个给认知症老人准备的触屏游戏，他们也喜欢。在这个空间里面，认知症变成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问题。“老宝贝”们把摩卡送成了卡布奇诺，也没有人会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