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任皇帝，在其执政的二十三年间，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社会大治局面。社会大治离不开大量各色人才，从贞观之治追溯其用人取才趋向，李世民会有一些怎样的用人取才之策呢？
1．中流击水，勇做时代弄潮儿，英雄引才。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身处隋末唐初的动乱年代，谋臣猛将自有自己的选择。李世民自身就是一位从动乱年代走上历史前台的救世英雄，是英雄，本身就是一座聚光塔，吸引世人，所谓惺惺相惜，英雄引领英雄。
回首隋末唐初，晋阳起兵、救民水火，消灭薛举、确保关中，打败刘武周、收复太原山西，活捉窦建德、统一河北，逼降王世充、统一河南，这些大战硬战，都有李世民的身影。大业十三年六月，李渊在晋阳召开誓师大会，起兵反隋，六月五日，李世民和李建成受命进攻河西，来回九天顺利拿下河西郡。大业十四年三月三日，隋炀帝自缢而死，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刚刚即位，兰州的薛举就大肆进攻，直扑关中，李世民受命出战，七月双方在浅水原大战，李世民惨败，所幸薛举病死，薛子薛仁杲称帝后疯狂进攻长安，被李世民打败。武德二年八月，河东刘武周联合宋金刚，从山西北部向南进攻，攻陷太原，进逼长安，李渊派裴寂出战，连连失利，十月李世民受命出征，到达龙门前线，以固战之法，挫磨对方耐心，六个月后，宋金刚下令撤兵，李世民挥兵追击，打败刘、宋势力，收回太原故地，使李唐政局转危为安。
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再次受命率领唐朝主力进军河南，目标洛阳王世充，王世充曾打败李密，让李渊对之敬畏三分，而洛阳和长安又都是隋都，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李世民对洛阳取步步为营政策，使洛阳成了一座孤城，河北窦建德闻讯前来增援王世充，李世民令齐王李元吉围困洛阳，自率三千五百人前往武牢关（本称虎牢关，又叫汜水关，唐因避李渊祖父李虎之名讳改称武牢关）阻击窦建德，以逸待劳，武德四年五月打垮窦建德部，活捉窦建德，李世民押着窦建德进攻洛阳，王世充一见，赶紧举城投降，完成了对中原地区的统一。七月窦建德旧部刘黑闼叛乱，建立政权，联合突厥，一度恢复了窦建德时期的控制区域，面对形势恶化的山东，李渊先令淮安王李神通为行台尚书仆射，主持军务，李神通与李艺合兵大战刘黑闼，遭受惨败，李世民出马，与刘黑闼对峙两个月，在洺水大战中，一举战败刘黑闼，刘黑闼逃亡突厥。
他参加了这么多重要的战役，打败了这么多重要的对手，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足以让天下英雄竞折腰，且李世民与属下浴血奋战，同舟共济，又身先士卒，与大家生死与共，属下也愿意跟着他去冲锋陷阵，跟随他去冒险挑战。贞观之治的许多谋臣猛士，除了魏征等少数人外，大都是李世民原来的部下。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是在攻打长安前加入的，秦叔宝、程咬金，是从王世充阵营中投奔过来的，尉迟恭原是宋金刚部下，在宋金刚战败后率八千子弟投降李世民，后来还多次救过李世民。
英雄随英雄，有了跟随而来的人才，用才之人还需有过人的容人之量、适时的用人之策，英雄如塔，也要适时为塔添油，修身聚光。《新唐书》载：“太宗能屈节下士。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长孙顺德、刘弘基等，皆因事亡命，匿之。” 因为战功卓著而进封天策将军的李世民，却能“屈节下士，推财养士”，结纳天下豪杰，谁不向之而来？登上皇位后不久，李世民又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揽储天下英才。第二招是“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李勣（徐世勣，李渊赐其姓李，叫李世勣，后避李世民名之世，称李勣）、李靖等，皆为一代名将，更不计前嫌，重用太子建成旧部魏徵、王珪，降将尉迟恭、秦琼等。第三招是确立新政，广纳英才。以功臣代替世胄，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确立“三立”——立德﹑立言﹑立功的用人策略；用科举代替门第，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为寒门子弟入施展才华的机会与平台。——能出台这样一番用人取才之策的人，自是时代英豪，自可引领时代弄潮儿，向他看齐。
李世民剧照
2．君臣共治，大行人鉴明得失，屈尊任士。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为失去魏征那样的能臣而泣道：“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贞观时期的李世民特别注重当下适时动态的人鉴效应，力推君臣共治，屈尊任士。
马上得天下，下马治天下。通过玄武门政变，登基为帝后，李世民清醒认识并勇于端正君臣及人君位置，他对侍臣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子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形成了君臣一体论，所谓君荣臣荣，君损臣损，君臣一体，共治共享，“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让臣僚认识到，为皇帝，也是为天下和自己，君臣共治，家国一体，才能治天下。又以隋亡为鉴，以民为本，君系于民，他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 所谓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使民更要爱民。
为此，李世民广开言路，令百官上书言事，下令：“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强化谏官功能，这些谏官包括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官员，如谏议大夫、左右拾遗、左右补阙等。常何是个武官，提不出什么建议，就不得已求马周为他提了二十条建议，作为任务呈给李世民。李世民一看，提得好啊，常何说不是他写的，是他的房客马周写的，李世民赶紧把马周请过来，与之深谈到深夜，由于马周的建议，长安的环境卫生得到彻底改善，马周后来官升至中书令。
贞观社会是走王道还是走大家热衷的霸道，这关系国家走向与百姓命运。王道，主张怀柔天下，霸道主张武力统治，在贞观初年，刚从战争中走来，大家都主张霸道，只有魏征一人坚持王道。魏征说，武德时期为什么河北成了一个大问题，就在于窦建德被活捉后，本来可以不杀，结果杀了，所以就招来刘黑闼的报仇复兴，扰乱河北，刘黑闼第二次起事，魏征劝太子请兵镇压，太子接受了魏征建议，采取攻心战略，把刘黑闼的部下俘虏了，又释放了，因而瓦解了刘黑闼，很快刘部就不攻自破。岭南冯盎很早就归顺唐朝，但很久没有朝贡，周边各州就纷纷上报说他要叛乱，李世民二话不说，就要调兵前往镇压。魏征出面反对，说他要叛乱，应该分兵据险，攻打州县，却长久未见岭南兵马。李世民反问他为什么不入朝呢？魏征说，天天告人家谋反，朝廷也不派人抚慰，他敢来吗？李世民一听，赶紧派使者前往慰问，冯盎立刻派儿子朝贡。因而在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李世民从谏如流，决定采纳魏征的建议，走以德化民的王道之路。后来李世民对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只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
贞观之治得益于践行王道，得益于魏征的坚持，更得益于李世民的用才眼光。这眼光的背后又昭示李世民先进的君臣共同体理念，把贞观之治归功于臣僚，而不是自己，超越狭隘的专制皇权，以皇权行天下事。
河北一度是唐初的问题地区，前有窦建德，后有刘黑闼，而且不断有河北地方官把前东宫和前齐王府的人押解到长安，搞得人心惶惶，李世民就派魏征出使安抚河北。魏征是河北人，曾是窦建德谋臣，又是前东宫的太子洗马，遇到地方官正押解前东宫的人去长安，就说把人放了，不要把一路上的坏影响带到长安去，不利天下安定，很快河北安定下来。魏征一回来就受到李世民的夸奖。封德彝鉴于皇室封王过滥，曾大胆地向李世民说道，你李家当了皇帝，国家那么多收入就被你们一家用了，这不是太自私吗？李世民一听觉得在理，国家是大我，家族是小我，不可损大我以肥小我，当即拍板削减封王，郡王除确有功劳，一律降为县公，削减小我滋养大我。
一年考核官员，有人伪造履历欲做高官，李世民令戴胄下去调查，果然查出了伪造者，李世民非常生气，要将伪造者处死。戴胄顶撞说，伪造者是犯罪了，但罪不致死。李世民说，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戴胄说，法律是国家大信，皇帝一时发怒，说出的话、做出的承诺是个人小信，小信应该服从大信。李世民一听有理，只好服从，以至于李勣生病，医生说要龙须作药引，李世民一听就剪下自己的胡须，烧成灰，给他做药引，感动得李勣痛哭流涕，李世民说，这不是为了你，是为了社稷。
李世民能这样看远取大，屈尊任士，贞观朝中才会出现这样一些敢顶撞皇帝、敢跟皇帝叫板，坚持原则、为民说话的忠臣良吏，从而侧射出李世民大行人鉴明得失的用人取才之效。试想有这样一位心念天下、理性行政的皇帝，谁不愿汇聚到贞观阵营中来？
3．唯才是举，逢人说项扬其美，夸赞动人。
人说人才是夸出来的，这话不无道理。是人要夸，他才会亮才；是才要夸，他才会施展。综观李世民的用人取才之策，时时处处都离不开他对谋臣良将的夸赞。综观起来，李世民的夸赞又包括前后三点，一是重用对手、唯才是举，二是屈尊自我、夸赞能臣，三是良臣反哺、感天动地；第一点是夸赞前提，第二点是夸赞手段，第三点是夸赞结果。
一是唯才是举，重用对手，为国揽才治天下。薛万彻曾是东宫李建成猛将，还杀过秦王府的人，在玄武门战斗那天，是他高喊要去反攻秦王府，事后归顺李世民，李世民没有对其秋后算账，后来他屡立战功，封爵郡公，任大将军，还娶了李世民的妹妹妹妹丹阳公主，后来更在打败突厥、扫荡吐谷浑、进军辽东的重大战役中立下显赫战功。魏征，先仕窦建德，后为太子洗马，玄武门事件后，他没有逃离，留在长安准备等死。李世民一见，便大加指责：“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众为之危惧，魏征举止自若，说如果前太子早些听从我的话，就一定不会有今天的灾祸。这番话，明确告诉李世民，我对这场斗争有清醒的认识，本质是最高权力的斗争，与别人无关，经过这场斗争，我对秦王您很是钦佩。言外之意，一我这个人在前太子那里不是很受待见，二如果在您好手下，我就不会怀才不遇了。李世民一听，话中有话，没有再追问，而是“改容礼之，引为詹事主簿”。李世民获得重用仇敌的美名，在任用魏征的同时，还一并召用前东宫旧党韦挺、王珪，越过私人杂念，站在为国为民为天下的高度，为国揽才。
二是不杂小我，反复称扬，喜见社稷有良才。目睹贞观社会大治，李世民曾经对臣下说，现在天下无事，四夷咸伏，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反复称扬朝中良臣猛将。他说：“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大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日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称扬房玄龄和魏征，肯定二人功绩。对魏征，又以良工相喻，说：“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贞观七年，魏征取代王珪做了门下省的长官侍中，不久又借身体请求辞职，李世民对他说：“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耶？”听到这番肺腑夸奖之言，士为知己者死，魏征一直工作到死。见到李勣，李世民就称扬道，有李勣就不用修长城了，因为他就是国家的长城。回顾贞观政局，王珪“见识精准、善于言谈”，房玄龄“一心为国、知无不为”，魏征“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李靖“文武兼备、出将入相”，温彦博“奏事详明、办事公允”，戴胄“处理事务、条理分明”，萧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等等，既是对良臣的评价与赏识，更是对他们溢于言表的夸赞。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命阎立本在凌烟阁描绘了二十四位真人大小的功臣画像，又令书法家禇遂良题字，每人皆有赞辞，纪念开国功臣，把对良臣的夸赞做到极致。
三是良臣反哺，鞠躬尽瘁，感天动地铸贞观。得到皇帝赏识夸奖的谋臣武将，反过来，更以国家为念，鞠躬尽瘁，一心为国，唯独没有自己。岑文本，身为中书令，自己住的房子又小又湿，家里连帷帐都没有。有人劝其经营一点产业，他说，我没有什么功劳，仅仅因为能写文章就担任了这么重要的官职，这已经让我很担心了，哪有心思搞什么产业。李大亮，身为左卫大将军、太子右卫率和工部尚书，他死时，家里没有朱玉可以口含，只有米五石，布三十端。他立有军功，朝廷赏赐不会少，但他却把它散发给亲戚和下属。户部尚书戴胄，握有财权，家里却很穷，房屋又破又小，贞观七年去世，连祭祀的场所都没有，没有办法设置，最后李世民下令为其修庙。尚书仆射温彦博，人死之后，家里连设置吊唁场所的正房都没有，只好安排在旁室，李世民听说，感叹良久，让有关部门给他造正寝，并指示多给丧葬费。魏征家的房子又小又破，李世民几次要给他翻修，都被魏征拒绝，直到魏征临死，李世民不再听他的话，用正修建一个小殿的材料为他修建了一个正堂。有这样的良臣廉吏持世，贞观社会怎不呈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治局面？
深入历史，走进贞观，以人才眼光看待贞观社会的良臣廉吏，侧射出李世民的那富有时代特色的用人取才之策之招，读之品之采之，必给今人以启示。
责编：张圣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