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讲到，曹操原来是个家传的道教徒，或者说，曹操和早期以黄老为主流的道教有很深的渊源，并且，他利用这个条件，招降了源于民间道教的青州黄巾军，编成“青州兵”，成为曹操在乱世中出头的重要条件。
说曹操是个“牛鼻子老道”，除了这个证据以外，汉中张鲁和曹操的关系，也是个重要证据。
汉中这个地方，在中国政治、军事史上，一直很重要。汉中在四川盆地的北侧，因此成为四川北方的门户。如果汉中和四川盆地成为一体，四川就安全多了，敌人很难从北方打进来。相反，如果汉中被别人占了，四川北方就等于门户大开，随时都会被人攻击。
所以，在省际划分上，汉中就成为地缘政治操作的一个典型例子：虽然在地理、气候、经济、人文等多方面，汉中都和四川更接近，但就是故意不把汉中划入四川，而要划入陕西等省份，为的就是从地缘条件上防止四川闹独立。
汉末乱世中，张鲁占据了汉中，并创立了著名的“五斗米教”，这其实就是民间道教的一种。五斗米教又称为“天师教”。“天师”是个在中国民间长期存在的民间“土”信仰。天师式的人物，前前后后层出不穷，最初的起源就是张鲁这个五斗米教。
公元215年，曹操进攻汉中。张鲁本来打算就此降曹，但手下人不同意。后来曹操打败了张鲁的军队，张鲁仓皇出逃。刘备就来趁机招降张鲁。在两大势力中的小势力，肯定要投靠一方。既然被曹操打败，当然就应该投靠刘备。
可张鲁没有。他声称“宁为魏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最终，还是投奔了曹操。曹操待张鲁也很好，不但封侯，而且结成姻亲。后来，刘备和曹操争夺关中。由于关中位置太重要，蜀汉拼了老命来抢，到了“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地步，总算打败了曹操，占据了汉中。
曹操虽然被打败了，丢了汉中，却把汉中的大量五斗米教众迁往中原。这就是“天师教”在中原地区流行的开始。魏晋时期，官僚大族信奉天师教的，很多。曹操这传教，还真有效。
曹操和张鲁这个教主式的人物，二人如此“心心相印”，背后的宗教因素非常明显。不过，故事讲到这里，还只是讲个表面，其中真正的重要之处，还没讲到。
前面说了，从汉初以来，黄老之学的道教，在汉朝就很流行。后来官方推崇儒家，道教转入民间发展。到了汉末，形成了东西两大分支。巧合的是，两大分支的首领都姓张。东边是张角三兄弟，后来发动了黄巾军造反。西边的这一支，就是张鲁的“五斗米教”。张鲁实际上是第三代“天师”了。
道教在民间的这两大分支，先后都投入了曹操旗下。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曹操掌握了当时中国已经组织以来的最庞大、最重要的民间力量。这是曹魏相比蜀汉、孙吴的重大优势。
曹操的优势还不止于此。东西两大民间宗教实力，都归属于他旗下。这是从空间上看。而从时间上看，控制了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后，曹操就控制了“旧天命”；可曹操也控制了“新天命”——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道教中的“黄天”就是当时的“新天命”。新旧两天命，都在曹操手中。
蜀汉那边，有的只是“旧天命”——复兴汉室。孙吴这边，干脆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地方割据势力。这样一来，用传统的说法就是，曹魏已经有了“得天命，得天下”的气象。
不过，虽然有了气象，但曹操觉得“黄天当立”的各种条件还不完善，所以到死也没有称帝。到了曹丕，可就不等了，称帝了。注意一个细节，曹丕称帝的年号是什么——黄初。这就是“黄天”新天命之初啊。
其实，不仅曹魏，蜀汉、孙吴称帝以后的年号中，也都有“黄”的字样。可见当时“黄天”代表新天命这个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不过，蜀吴两家，用起“黄天”来，可不像曹魏那么理直气壮。尤其是蜀汉，简直自相矛盾。你们不是要“复兴汉室”么？怎么也说起“黄天”来了？
可见，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已经深入人心以后，通过道教，动员和掌握了民间力量的曹魏，在大势上已经占据了明显优势。到底最终谁统一，谁被统一，已经不难看出来了。
接下来我们换个角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从汉末到三国，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或者说主要矛盾是什么？
汉末，朝廷倾废，豪强四起，厮杀不止。讨董卓的时候，参战的地方势力有十多家。实际上各地存在的豪强势力，应该有几十家之多。
这种乱世显然不能持续下去。“天下共苦战斗不休”。接下来，各个豪强要比拼的，就是看谁发展得快发展得好，谁能尽快恢复天下的统一，停止无休无止的厮杀。
所谓发展得快发展得好，超过其他人，其实就是比其他人更能争取民心，更能笼络、整合因为大汉倾废而四处流散的各种资源，包括人财物等等。
魏蜀吴三国，正是这个竞争中表现最好的三家。刘备打出来的旗号是“复兴汉室”，孙权则是努力经营江东这个根据地。曹操的表现则是在三国中最好的。他通过控制汉室在政治上占据了制高点，黄巾军和张鲁，先后投到曹操的旗下，等于是帮助曹操完成了民间力量的整合。
东汉以来，中国社会的最大问题，就是豪强势力越来越大。若干豪族之间，通过上下级、师生、联姻、部属等关系互相勾结，盘根错节，“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看上去非常强大，不可一世。
在这些世家豪族看来，曹操是个“阉宦之后”，刘备是个“织席贩履小儿”，孙坚“孤微发迹”，出身也提不起来。这些人哪有资格和世家豪族们争天下。简直笑死人嘛。天下当然是豪族们的天下。
可是，豪强的力量虽大，只是针对分散的、个体的民众而言。如果民众整合起来，无论是人数，还是整体实力，豪强都是远远不如的。差距是数量级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能把民间力量整合起来，他就有了挑战东汉以来豪族大户的能力。
这正是曹操利用道教收拢北中国民众力量做到的事情，也是曹魏最重要的“成功秘笈”。在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包括宗教在内的意识形态在整合社会中的作用。
中国现在基本是个无神论国家。大家于是也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宗教也不重要。但从汉朝道教的发展来看，很可能并非如此。
儒家给中国社会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但这种意识形态不可能没有竞争者。道教、佛教等等都是儒家在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从汉末三国的历史来看，道教在当时，至少在民间层面，很占优势。
民间意识形态和官方意识形态的脱节，让“末日预言”“改朝换代”有了民众观念的基础。原来维系王朝的意识形态靠边站了。民间有了另一套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当然不会有利于王朝和帝国。当人们普遍接受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观念以后，大汉王朝再想活，也难。
看来，“政教合一”的重要性，很可能被低估了。
现代人的观念中，“政教分离”才是正路。“政教合一”太落后太中世纪了。但是，这会不会是另一种片面的想法呢？
如果政教分离，再加上宗教势力强大，国家就不再有整合社会的意识形态。这不正是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现实么？虽然基督教会保持了普遍性和跨国性，但各国的世俗政权都不再有大范围整合的“观念大旗”。结果就是，罗马帝国解体以后，欧洲意识形态的大旗，被基督教会拿走。从此，欧洲政治上的统一，彻底无望。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分立国家。欧洲人把中国人汉末“十八家诸侯讨董卓”的状态一直延续到今天。
国家要想统一，必须提出能承担整合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观念大旗。
想想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清朝覆灭以后，“天下一家”“忠君爱国”的观念没有了。那么，接手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提出了什么新的意识形态么？没有啊。北洋历届政府只是在以“日常操作”的方式治理国家。总统是总统，总理是总理，天天也上班下班，但这个国家、这个政府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要接受和服从你们的统治？不知道啊。
所以，没人拿北洋政府当回事。他们自己的总统总理总长次长，其实也不拿这个政府当回事。合适就干，不合适就辞职走人。就是一份工作而已，到哪儿兄弟还不能混一口饭吃。
各地手握兵权的大小军阀，当然就更不拿这个中央政府当回事了。国家的各个部分，也就这么分裂着、互相厮杀着。
到了南京国民党政府，总算提出了“三民主义”。虽然这个意识形态没有深入人心，更没能有效地改造国家和社会，但总是聊胜于无，至少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人，把这个政府当回事了。蒋委员长或许表现为紧抓权力甚至独裁，但这总比那种动辄撂挑子走人的政客要好一些。
新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近代以来的乱世和血雨腥风中一路走出来，屹立于世界东方，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给中国提出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为国家和人民确立了值得为之奋斗牺牲的伟大目标。观念大旗立起来了，整合人民和社会才能成功。
可见，国家在观念和意识形态上绝不能“保持中立”，相反，在意识形态上，国家必须积极主动。阵地，你不占领，就会丢失。而当意识形态旁落时，国家首先就会丧失整合的内在动力，国家这个机体就会渐渐涣散，趋于解体。人类的整合体，可不是自然物，也不可能靠商务合同维持。人类的整合体，一定是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结果。对此，不可不察啊。
说回曹操。曹魏之所以在三国中一直领先，就是因为，曹操利用自身的道教背景，顺应了当时普遍存在的“黄天当立”的社会观念，为改朝换代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并且，曹操利用道教，收编了东西两大分支的民间势力，进而整合了当时北中国的民众，把汉末以来的乱七八糟，重新整理为一个官民一体、上下整合的国家。
而这种实现了上下整合的坚强国家，实力优于蜀汉、孙吴那些局限于上层操作的国家，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
说到这里，就引出了曹操的另一个历史使命，及其失败。这个下回再讲吧。
（未完待续）
历史研习社：《历史的荣耀：中央帝国的时运、铁血与霸业》，天地出版社，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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