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直播几点开始2021谈后感(2021年国庆节阅兵直播几点开始)

1976年，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看到苏联《红星报》将她戏称为“铁娘子”，她没有愤怒反而欣然接受，认为这恰好反应出她坚决和不被动摇的执政风格。
六年后，撒切尔夫人前往北京，就香港主权问题与中国政府会谈。有人说，也许那个时候，连她本人也没有想到，这将是她11年执政期间，为数不多的“动摇”之一，一项被称为“一国两制”的开创性事业，正在酝酿之中。
《问答神州》2021“国庆”特别节目–
《归与行》

“一国两制”的初心是什么？有人说，也许在2019年之前，鲜有人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香港面临的一些问题，直到香港陷入了一场长达数月的社会风波。
过去一年，我们先后问答了多位亲历香港回归前后重大社会变化、有着重要从政经验，并且始终投身于建设香港的嘉宾们，他们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是什么？又是什么让“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一度出现偏差？港区国安法、选举制度改革，又会给狮子山下这方“自由港”带来什么？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我说每一件事，我们都能把危机转为一个契机。经过了这么大的动乱，很多人都是要反思，这个“一国两制”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我现在看来，香港要有良好的管治，是跟政治分不开的。老实说，有不少人对“一国两制”掌握得不好。他以为香港有高度的自治，等于香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也不认为在“一国两制”下，“一国”是个根、是个本。其实我们必须要对“一国”把握得好，也不能让“两制”对“一国”有所冲击。
吴小莉：2020年5月，全国人大决定要订立香港国安法，您是最终的那个执行者，那么您当时是怎么看的？您会不会担心香港有不同或是反对的意见？
林郑月娥：我当时形容我的心情，就是非常踏实。因为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看到香港好像没什么出路，还是有很多人要反对中央。反对的意见肯定有，香港无论你做什么，都有反对意见。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工作是对还是不对，我觉得这个工作肯定对，而且要是早一点做可能更好。

全国人大常委
香港民建联创会会员 谭耀宗
在香港以往大大小小的社会风波中，反对派往往把基本法第23条当做一颗子弹，看做是民主、自由的对立面，试图击破群众的心理防线，却忽略了其赋予香港特区就国家安全自行立法的权力。在香港国安法落地实施的一年后，有人对第二十三条立法的必要性产生迟疑。

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
吴小莉：有人觉得，香港国安法既然已经公布了，那么在过去一直纷扰着香港政坛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是不是就不迫在眉睫了？
谭耀宗：这一届就来不及了，但是以后，新一届政府一定要想办法，完成第二十三条的要求。但是我觉得因为已经做了主要部分，其它问题应该可以在原有基础之上做好的。
吴小莉：大家以前的印象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最重要的是国家安全的部分，既然国家安全已经有一个法律在这里，那么为什么下一届政府，还是必须应该尽快地把它完成？
谭耀宗：因为它里面还有几个方面还没完成的。比如说设立国家机密，还有里面有些诉求，我们要全部完成。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未来，会着手推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希望在下个立法会期内完成。并且会就“间谍”方面的问题做出考虑，纳入其中。
“一国两制”的政策下，“双普选”历来是香港政坛和社会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有声音质疑，香港选举制度改革后，“双普选”是否仍有可能？为了客观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回到香港基本法本身。

1985年7月1日，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35岁的谭耀宗，成了23名香港委员之一。他回忆说：当时起草委员会中，政治体制专题小组是人数最多，同时也是争论最为激烈的小组。
谭耀宗：我们起草基本法时，这些政治架构问题、立法会选举、行政长官选举，一直存在很多意见，有些人说要加快普选进程，有些人说不能太快，因为怕转变太快，社会承受不了。基本法第四十五条和第六十八条讲的都是终极目标（完成“双普选”），但是没写什么时候实现，这将会按照香港的实际情况来定。

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八条
谭耀宗：所以不会出现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完善了选举制度，这些条文都没了、“双普选”没有了？不会的，条文在，一样有机会，只要香港走上一个健康的轨道就可以了。
这次改善选举制度，其中有一点是明确要爱国者治港。有些做法，写进了基本法里面，但之前没做啊，或者是表面上做了一点，但是真的不到位，现在就不可以了。

2021年1月起，香港特区政府要求全体现职公务员宣誓或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区，其后宣誓要求扩展至非公务员政府雇员。
截至2021年8月底，超过1.8万名非公务员政府雇员已交回声明，529名政府雇员未签署宣誓声明，绝大部分未签声明者已经离职。
吴小莉：把爱国者治港明确化之后，可以解决香港政治社会的哪一些现实矛盾？未来的香港特首或治港者，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谭耀宗：如果大家都是爱国者，就避免了一些政治上的争拗，要面对是政策问题。你怎么处理经济问题、土地房屋问题、民生问题、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策略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往后一个特首或者是管治者要面对的。
过去这段时候，政治问题反反复复出现，所以我们好好地总结了经验，怎么令到香港“一国两制”能够行稳致远，像习主席说的，不能变形走样，严格按照基本法来办事，就是这个意思。
有人说，香港年轻人因为缺乏国家认同感，而产生的一系列负面情绪，在2019年的修例风波中被推向顶点。香港主权回归后，“人心回归”越来越成为“一国两制”下另外一个重要议题。
面对年轻人，“失去的一代”被屡屡提及，很多人都在回望、深思：这些年，香港的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香港特区首任立法会主席
香港励进教育中心理事会主席 范徐丽泰
范徐丽泰：说起香港的教育问题，我有责任。在香港回归之前，我是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的主席。当时有个说法，香港年轻人自信心不足，要想办法让他们提高自信。当时，英国有一套学说：教学生的时候，必须尽量支持他、培育他的自信心，比如学生作业没完成好，老师就跟他说“你不错，下次可以做得更好”，这套理论就用到了教学中。
到现在，我们发觉这些年轻人的自信心非常强，但他们基础的知识不够，很多事情他们不知道，他不会反省，总将错误归因到别人身上，他们认为都是社会的错、政府的错、爸爸妈妈的错，我没错。如果保持这种思想的话，年轻人就永远没有进步。
吴小莉：在过去的20年，有人觉得香港“失去”了一代人，您怎么看？
范徐丽泰：我们的确“失去”了不少年轻人，但不是整代人，应该还有不少的年轻人，因为他们不出来发声，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们工作有很多方面，每一方面都要让年轻人看到事实，这不是“洗脑”。给年轻人们看事实、提供各方面资料和机会，让他们慢慢了解国家、国情和特区政府，让他们慢慢地接受，这有一个过程。

2016年，范徐丽泰发起成立香港励进教育中心，旨在为香港青少年提供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资讯。范徐丽泰在问答中表示：香港教育的拨乱反正，最重要的，还是教师。
范徐丽泰：我们再三考虑之后，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教师。如果能够让教师明白，我们今日的国情到底如何，他在课堂中就会将这个信息传递给学生，因此我们就带教师到内地去。开始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有两个国企支持我们，所以到了内地之后，就由他们来安排。一个国企是做能源、煤矿方面的，另一个是做船务、海上工程的。后来，我们就再带他们去参观科技公司，比如去浙江看阿里巴巴，去看吉利汽车，去看潮水发电。教师们看完了之后，他们都觉得太惊奇了，原来我们国家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
吴小莉：教师报名踊跃吗？
范徐丽泰：开头不大踊跃，就是35个左右，后来就不同了。因为那些去过内地的教师来过之后回去学校里面一讲，这个就是最好的宣传。
另外，我们会到不同的学校里，去跟同学对话。我们请一些讲者到学校里面去讲“国家发展知多少”。
吴小莉：学校愿意接受吗？
范徐丽泰：一部分不是很踊跃。有的学校有点担心：一方面，他的教师里边，可能有一些是“反中抗共”的人，而我们几个香港励进教育中心的主要负责人，看上去也是非常爱国爱港，所以就怕我们去洗他们的脑。有的学校就很乐意，有的学校就不大感冒。我们发现，他们比较喜欢一些政治性没那么强烈的课题。比如说在新冠肺炎的时候，他们就对全国的医疗系统非常有兴趣。所以我们在去学校前会拟定大概八到十个题目，会请校方选题目，我们再来安排。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告诉校方谁来讲。比如说谈到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课题时，等到开讲前的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我就告诉校方来的是谭惠珠，或许来的是梁爱诗，那他们很高兴啊，讲者比较有名气。我不提前告诉校方宣讲者，是因为我不是要宣传讲者，而是要宣传这个题目。

问答中，特首林郑月娥表示：事实上，需要拨乱反正的工作，并不只有教育领域。
林郑月娥：有一些是不容易做的，比如传媒、比如社交媒体在整个事件中，怎么动员民众、怎么传播一些假消息，让一般市民根本分不清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我们看到一些肯定不应该有人相信的事，结果有很多香港人会相信，从而就影响了他们对于警队、对于政府、对于中央的看法。香港毕竟是一个很自由开放的地方，基本法也是尊重保护新闻的自由，所以我希望还是由传媒自己来处理，怎么可以做到比较客观持平。
香港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我每天都是严阵以待，看看又出现一些什么挑战。经过了这么大的动乱，很多人都是要反思，这个“一国两制”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次实际给了香港一个机会，我们要持续地用好“一国两制”，必须要认真完善“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其实这是个非常好的发展。
编辑：孟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