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19日，胡宗南大军攻占革命圣地延安，蒋介石大喜过望。不久，南京来电：中外记者团55人，代表国内外报馆通讯社39家，定于4月4日坐飞机到延安，必须做好一切接待准备，以让全中国人“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
“领袖”如此重视，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胡宗南立刻开始用心准备接待工作。
1947年4月13日，据《中央日报》记者龚迭舞报道：
“屋子里住的是中共一个旅的副司令员，胖胖的，腮下黑黑的，是二十天来没有‘清算’过的胡子。他不愿讲话。讲起话来却是一大堆硬派的名词：‘斗争’、‘消灭国民党军’、‘你们阵地战，我们就运动战’,‘你打进我们延安，我们也可以打下你们西安’。当记者向他透露瓦窑堡已被国军克服的消息时，仍是摇头喷鼻，表示不相信这是事实。”
读起来摇头晃脑的感觉，有那么点共产党员的意思。
不过后来，当其他报社的记者来到延安战俘营采访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一转身工夫，记者采访过的“俘虏”又在别处出现了。
记者问：“方才见过面，怎么又到这里来了？”
“俘虏”说：“我们是坐大卡车过来的……”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
有趣的问答在战绩陈列室里还有，记者看到缴获的武器是美式新机枪、冲锋枪、中正式步枪，便问：“这是共军使用的枪械吗？”
讲解员一下子被问住了：“……原是国军的枪，被共军缴了，这次又被国军缴了械……”
不过这些小插曲影响不了胡长官攻占延安的喜悦。
中外记者团路经西安时，胡宗南命留守西安的第一战区参谋长盛文陪同到延安，盛文带来蒋介石颁给“解放”延安有功将领的勋章，胡宗南获二等大绶云麾勋章，裴昌会、盛文、薛敏泉、董钊、刘戡及有功师、旅、团长分获三、四等云麾勋章或一、二、三等干城勋章。
在延安机场，胡宗南举行阅兵典礼，盛文主持，在边区政府礼堂讲述占领延安作战经过，并答记者问。
一贯主张“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毕其功于一役，终占延安，国军取得历史性的胜利，四处洋溢着盛大的喜悦。
4月13日，热闹气氛未散，却传来“胡部整135旅在羊马河被歼，代旅长被俘”的消息。
丢失圣地的共产党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焦虑，反过来还比较照顾国军的情绪，把消息压了几天，在中外记者团离开延安后，新华社才公开报导。
“[新华社陕北前线十七日急电]西北人民解放军集中主力一部，于十四日自晨十时至下午六时，经八小时激烈战斗，将蒋胡军十五师一三五旅全部六千余人歼灭于瓦窑堡南二十里之羊马河，生俘代旅长麦宗禹……”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共产党人的老巢都被端了，2万余人的守城部队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怎么还有这么强的战斗力？
原来，情况没那么简单，一场你来我往的大戏，正悄悄地拉开帷幕。
国军占领延安的消息传到南京后，蒋介石甚为欣喜，给胡宗南发来嘉奖电：
“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之积愤，殊甚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
但实际上，先头部队占领延安后，胡宗南得到的前线报告是：延安是一座空城，没有人，也没有可以缴获的东西，整个战斗“歼敌”大约千余。
而让蒋介石积愤已久的中共首脑早已全部撤离，重要的文件和装备，要么焚毁，要么转移。全城找不着一个百姓，找不到一头牲口， 也找不着一粒粮食。
共产党人的撤退，一切都是那么有条不紊。胡宗南占领的延安，仅仅是延安这个位置而已。
大名鼎鼎的西北王胡宗南挺进延安的一路，心里面奔腾的想法一定是，人在囧途。
面对如此窘境，胡宗南斟酌再三，向中央社发出2份电讯稿报捷：
[中央社西安十九日下午四时急电]陕北共军自企图南犯以来，国军即予以猛烈反击，昨[十八日]下午进抵距延安十公里处，经一度激烈战事后，今[十九日] 上午十时，已收复延安，同时占领该县东南郊之宝塔山，战果正调查中。
[中央社西安十九日下午5时急电]共军为配合莫斯科会议向西安所发动之大规模攻势，今已为国军完全摧毁。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十时为国家收复。……据初步统计，共军伤亡约一万余，投诚二千余。国军乃于本日上午十时，完全占领延安。
蒋介石开心了，国防部激动了。剿共二十年，终于端掉“共匪”的老巢，“匪首”四处逃散，多么令人振奋的战绩，一个值得大做特做的题材，正好能鼓舞日益衰败的国民党军士气。
于是上文所述记者团赴延安的来电到了。
胡宗南慌了，去哪儿弄这“一万共军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弹药呢？胡急中生智，在延安周围设10座战俘营，抓来500个村民，再从国军中挑出1500多人充当俘虏。还要精心挑选出3名军官，2名充当共军的团长，1名充当旅长，3位旅团长还专门进行了“答题特训”。
胡宗南表示，并不赞成弄虚作假，但是为了“革命”，不得已而为之。
同时，他还成立一个战绩陈列室，把国军一个团的武器“缴械”运来。为显示众多共军被击毙，还造了许多假坟，挨个立碑。
几天之后，胡宗南亲自检查“俘虏”们的准备工作，查问共军被俘最高长官自然是重头大戏。不过这个从“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 精心挑选出来的，受过训练、会演戏的湖南人，一见胡宗南，立正、敬礼，不停地点头哈腰。
胡宗南火了：“满口的国军腔，哪有一点像共军，真是统统不懂革命！共军要‘骂娘’，就是骂蒋介石是卖国贼，骂国民党是刮民党。要用共军的语气，要表现出‘被俘不屈’的样子。
听听，其实胡长官对国共两军的了解还是蛮深刻的。
这位演员旅长吓坏了，他无论如何不敢骂蒋介石，大义凛然的样子也实在演不出来。
胡宗南对“俘虏团”的准备工作很不满意，板着脸，丢下一下句话走了：“做得好，升官；若说出是谁布置的，砍头！”
随后派身边最器重的机要秘书熊向晖亲自去导演。
胡宗南走后，“旅长”开始享受与职务相称的伙食，并被装上了胡子，安排在一间光线较暗的房间里等着记者们的到来。
于是，“旅长”这一关勉强过了，前文所提其他戏剧性的一幕接踵而至。
细微之处见真章，胡宗南编排戏目不行，和共军打仗更是不行。
看起来咄咄逼人国军，正在一点一点地进入了一场大戏，陕甘宁边区的延安空城戏。而他们的最高长官胡宗南，正是戏中的最佳主演，从头到尾，都在被牵着鼻子走。而且，在需要发挥的时刻，比剧本设计的，演得更好。
延安的空城戏，看起来是国军大胜，实则是国民党背了个重重的包袱，红极一时的西北王胡宗南也因此走完了他的高光时刻，郁郁而终。
原来，这一切，早在十年前就埋下了伏笔。关键人物，就是周恩来早早布下的闲棋冷子，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
熊向晖，1919年出身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的一个官宦家庭，父亲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庭长。熊向晖少时聪颖机敏、博闻强记，17岁那年考入清华大学。
清华期间，熊向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很快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1月，接受上级党的指示，在不暴露党员身份的前提下，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
不久，胡宗南在武昌分三批接见服务团人员，正是其中的一批接见，胡宗南“慧眼”识英雄。
1938年5月初，胡宗南送熊向晖到位西安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即黄埔军校）第7分校学习。学习期满，熊向晖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辞，少年壮志的熊向晖一番慷慨激昂，更是给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胡对熊说：“现在的局面比过去大得多，我需要一个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助手。‘黄埔大家庭’里，我选定了你。”学成后，熊向晖便被委派为胡宗南的亲信助手，侍从副官、机要秘书。
除日常事务外，熊向晖还担负一项被胡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起草讲话稿。胡喜欢说大话，又爱出风头，经常到他主办的军政院校和所属部队作“精神讲话”。熊向晖起草的稿子短而精，尤其是满篇豪言壮语，最是合他口味。
其实，在胡宗南选才之前，中共领导人也早已开始选才，选择熊向晖到胡宗南身边去，正是中共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周恩来布下的一着闲棋。
胡宗南，黄埔一期生，在黄埔军校时接近共产党员，后来紧跟蒋介石，成为黄埔系的首脑，和非黄埔系的陈诚是蒋介石最信赖的人。
周恩来曾在陕北同美国记者斯诺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
但胡宗南毕竟是蒋介石的嫡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已是大局，而他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呢？周恩来决定选派一名秘密党员到胡宗南身边去。
熊向晖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汇报情况时，周恩来碰巧不在，清华党组织的负责人蒋南翔也不在，董必武接见了熊向晖。
了解熊向晖近期情况后，董必武很高兴：“这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恩来同志的预想。恩来不知你今晚来，他因事外出，半夜才能回。末班渡轮是十一点，你不必等，不要再来这里，不必见南翔。我把恩来的意见详细告诉你。恩来说，谈一次，要管几年。”
“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
“据南翔介绍，你的主要缺点是比较骄傲，性情急躁。你应努力克服。与此相关，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
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驻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环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相机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
董必武最后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熊向晖的生活就此揭开了惊心动魄的一页，屡屡在危机时刻送出关键情报，助党的领导人力挽狂澜，逐渐成长为中国共产党情报工作龙潭三杰的“后三杰”之首。
胡宗南(中)
1943年7月，熊向晖几乎以一己之力打退了第三次反共高潮。那时正值国共合作同心协力抗日的关键时期，蒋介石突然密令胡宗南召集40万大军，计划一举围攻延安。
危急时刻，熊向晖及时送出消息，党中央调兵遣将已来不及，朱德以一封明电昭告天下，迫使蒋介石坐在国际国内舆论的风口浪尖，不得不狼狈退兵。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人调停失败，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军在各地战果不大，部队却损失不小，而共产党人的军事力量并没有明显削弱。
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凡是匪军的老巢……必须梨庭扫穴……”在蒋介石眼里，延安已作为首要战场，魔障般地烙在心中。
视共产党如鲠在喉的蒋介石又开始打延安的主意了。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突然紧急召见胡宗南，要求胡立即向陕北延安采取军事行动，限定在3月10日发起进攻。
蒋对胡说：“已获确实情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内定3月10日在莫斯科开会，会上，他们必然要讨论中国内战问题，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都会重新提出这一问题。
这个时候，我们要给四大国外长会议一个强烈印象，共匪已被国民政府彻底击败，不是什么重要的政治力量。还有，六届三中全会马上要开始，我们需要一些鼓舞人心的战绩。
宗南老弟你在西北多年，对共匪最是熟悉，这个任务非你莫属。立即着手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直捣匪军老巢延安。攻占延安后，在附近再包围歼灭共匪主力。
进攻的日子嘛，就选在四国外长开会的这一天。至于外交交涉，你不用管，交给外交部去办。”
想了想，蒋介石又提了个要求：“现在剿共，仍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蒋介石铿锵有力地说完，又有一些不放心：“宗南老弟，陕北作战有把握否？”
而胡宗南这边，虽说对攻打延安早有谋划，但突然要组织实施，还存在不少困难。
首先，当时胡宗南部两个机动兵团的大部分兵力均调派在外省作战：董钊的整1军在陕只留有1个整编旅，其余均在山西；刘戡的整29军主力部队正在陇东作战。
其次，蒋介石要求在3月10日发起进攻，仅剩9天时间，让各参战部队开到指定地点集结并做好进攻的各项准备，其紧张与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困难都是用来克服的。对胡宗南来说，以两个整编军用优势兵力钳形夹击陕北，迅速夺取延安的任务不难完成。比较麻烦的是，共军惯于运动战、游击战，如陕北共军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围歼”的任务就不是短期的事了。
好大喜功的胡宗南意识到，建立“殊勋”的时刻到了。他绝不不会在领袖面前流露出怯态，立即表示：“绝不负校长重托，陕北作战完全有把握。”
当日晚8时，蒋介石特地设宴招待胡宗南。席间，蒋介石不放心地再次问胡宗南：“陕北作战有把握么？”胡仍答：“有把握，只需多加强空军支援。”
领受完任务的胡宗南很快出炉了延安攻略——《攻略延安方案》，主要内容：
“胡宗南部军队分左、右两兵团向延安进攻。
右兵团指挥官整编第1军（简称整1军）军长董钊，率整1师3个旅、整27师两个旅、整90师2个旅、工兵2营，于宜川北面平路堡至龙泉镇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
左兵团指挥官整29军军长刘戡，率整26师三个旅、整17师2个旅、工兵1营，于洛川北面段仙子至旧县之间就攻击准备位置；
总预备队整76师3个旅，配属战车1营，驻洛川待命。
以上共15个旅，总兵力14万余。
另由整36师副师长指挥1个旅及陕、甘保安团约1个旅，组成陇东兵团。发起进攻时间为3月10日拂晓。
发起进攻前1日起，调集上海、徐州飞机94架，分批轰炸延安地区，一部监视黄河各渡口。
发起进攻时，陇东兵团向保安方向佯攻，眩惑敌人；右兵团占领临真、金盆湾等地后，沿金延大道两侧，向延安攻击前进；左兵团占领鄜县（今富县）、茶坊、甘泉等地后，向延安攻击前进；右兵团依左兵团协力，以闪击行动迅速夺取延安，并会同左兵团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共军主力。”
而当时陕北的中共部队，只有6个旅约2.6万多人，仅为胡宗南进攻延安军队的1/6。主要有来自晋察冀的教导旅罗元发部、从太行调来的新四旅张贤约部和晋绥的第1纵队张宗逊部（辖358旅与独1旅）、第2纵队王震部（辖359旅、独4旅）。
如果再加上中共陕甘宁边区地方部队警备第1旅与第3旅，满打满算也只有3万多人，与胡宗南部军队之比约为1:5。若再将北面的邓宝珊部与西面的马鸿逵部计算在内，则陕北解放军与国民政府军之比为1:8。
而且陕北解放军武器装备差，弹药奇缺。
此时，全国局势确实令人不安。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华北解放区首府张家口、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已先后丢失。如果延安失守，共产党人除了林彪部所在的哈尔滨外，全国范围内其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已全部丢失。
更险要的是，蒋介石和胡宗南不仅仅是兵力上占压倒性优势，而且出的是奇兵，共产党人的形势十分危急。
而我们的关键“闲棋”熊向晖，情况也有些微妙，即将离开胡宗南，一些都是那么让人不安。
一方面，抗战胜利后，注重人才培养的胡宗南考虑选派人员赴美深造，以对他今后的事业有助益，熊向晖自然是首选。
另一方面，周恩来的一次失误让熊向晖的处境有些危险。国共谈判期间，周恩来乘坐马歇尔的专机，不小心丢失了一个小本子，上面记了几件无关重要的事，唯一重要的是熊在南京的住址，致命的是本子上还写了“熊”字。
周恩来很是自责，先是打电报报告中央，作了初步检讨，请求处分，然后秘密找来熊向晖交代应对措施。
周恩来对熊向晖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准备随时牺牲，但党组织不应该让党员平白牺牲。这个事故是我造成的，我要承担责任，要尽一切努力来挽救，不能一误再误。”
周恩来继续说：“昨天下午四点多，马歇尔的侍从副官来找我，我不在，他一直等到我回来。他说，马歇尔指示他务必当面送给我一份机密文件。他把一个用厚纸包装、火漆密封的小盒子交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正是我丢掉的小本子。”
“马歇尔郑重其事派人把小本子送还我，但他必然让他的亲信把小本子记的内容照了相。这样，你就暴露了。秘密党员一暴露，通常就得撤走，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对你却不能采取通常办法。毛主席说过，你顶几个师。一下子撤掉几个师，我下不了这个决心。”
“我和董老（董必武）反复研究，马歇尔照了相，会怎么处理？一种可能是，美国现在偏向国民党，他可能送给国民党。如果他送，不会送给徐永昌、郑介民这类人，那不合他的身份。要送，只会直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架子大，见他必须事先约定，这就给我们一些缓冲时间。蒋介石一看到，一定派人抓你，这又会暴露马歇尔，使他失去“调处人”的资格。也有第二种可能，马歇尔不送给蒋，免得因小失大。我和董老商量了很久，一致认为有这种可能性，必须立足于最坏的情况，同时也要考虑第二种可能。”
针对最危险的可能，周恩来交代熊向晖先找个借口在上海住几天，静观其变，再根据情况及时转移或是恢复常态。
对赴美深造的事情，熊向晖有些犹豫：“遵照周副主席和董老的指示，我先去上海躲半个月。如果不发生意外，我想直接回西安，不去美国留学。全面内战就要开始，胡宗南进攻陕北只是迟早的问题，我留下来还可以继续起点作用，对党有利。”
周恩来说：“胡宗南保荐你去美国留学，中央也同意，你怎么好说不去？去美国留学，许多人都求之不得，你不求而得，自愿放弃，不合常情，只会使别人感到奇怪，可能还会引起胡宗南的怀疑。
我刚才讲，我们对美国了解不多，同美国打交道缺少经验。现在我们没有条件派自己的同志去美国留学，胡宗南代我们‘培养你’，得益的是我们。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结局肯定是惨败。
如果战争时间长，你回国以后在国民党可以提高地位，更有利于做情报工作。如果战争时间短，你回国以后可以做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但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当前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怎样解决我丢了小本子可能带来的问题，闯过这一关。”
于是，熊向晖静下心来，在上海逗留了半个月，确认一切平安无事后，回到南京。开始准备和相交已久的恋人举办婚礼，再蜜月旅行后赴美学习。
熊向晖和夫人谌筱华
不过，旅行到杭州时，惊险的一幕发生了，保密局派人找上门来，半玩笑半威胁地要把熊送回南京。
熊向晖不明就里，也无法抗拒，找了个机会悄悄地向夫人交代后事：“国共和谈破裂，马歇尔已返美，可能把‘那个小本子的照相’送给蒋介石。保密局盯上我，逃也逃不脱……我到南京马上给你写信。如五天后收不到信，我就凶多吉少，请自珍重……”
那时，正是胡宗南受领完蒋介石密令进攻延安的日子。
到了南京，胡宗南一见熊向晖就哈哈大笑，说：“来得好快。”
他转向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徐先麟说：“你说杭州杂，寻人难，想来想去想不出门道。我要你找毛人凤，他有办法，不会误事。还是我说对了吧？”
胡又问熊：“新娘子呢？”
熊说：“她在上海等着送我上船。”
胡宗南笑了笑：“推迟三个月。要打延安了。打完这一仗，你再走。明天就回西安。你写信告诉新娘子，就说我有急事要你处理，不提打延安……”
峰回路转，熊向晖平安地回来了，在党的生死攸关时刻，在中共领导人的指挥下，他再一次发挥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而胡宗南，亲手把国民党最后的疯狂，给埋葬了。这场大戏，他演的，实在比我们想要的更好。
毛泽东曾评价：“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而当熊向晖回想起周恩来曾对他说的话：“如果胡宗南主动留下你，你就继续做现在的工作，你自己绝不要提出不去美国。”不禁感慨万千，尽管胡宗南颇有大将风范，但面对蒋介石“又怕又恨又佩服”的周恩来，实在难以望其项背。
于是，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还未下达到部队，手下的军、师、旅长尚都毫不知情，军事行动更远没有开始实施的时候，一切的一切，就都被延安中共中央掌握了。可想而知，胡宗南部未来在陕北是什么样的命运了。
事情说起来轻描淡写，实际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那么扣人心弦。
对熊向晖来说，获取情报的过程惊险，送出情报的过程更是惊险。
在西安时还好说，长期驻守，地形熟悉，行动方便，有组织的秘密联络点。后来胡的指挥所转到了洛川，条件就没那么便利了。
3月7日上午，熊向晖随胡宗南从南京飞回西安。晚上，瞅准机会，熊向晖化装来到秘密线上的联系人王石坚家，将所获的重要情报一一相告，王石坚当即报告延安。
3月10日晚，胡宗南在洛川中心小学礼堂召开军事会议。会上，熊向晖获悉：
为严防共军伏击、夜袭，将采取“蛇蜕皮”、“方阵式”新战术，拂晓进军、夜幕露营，派前卫占领阵地，依次掩护本队前进，首尾相顾，左右相联，走山不走川，遇小股共军即行歼灭，遇大股共军先绕道，后吸引至延安附近围歼。
更关键的信息是，专门从南京赶来的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带来美国最新探测无线电台方位的设备和人员，连日侦测解放区，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定中共首脑机关在兴县。
情况紧急，熊向晖必须迅速报告中共西安情报组织。可是他身在洛川，无法去西安。
于是熊向晖冒险违反中共的秘密工作常例，将这些情报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
熊向晖回忆：“上述新知情况很重要，关系中央安危，但我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我从来没有也从不需要密写、密码、缩影之类的技术手段，这些情况又不能用暗语，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例，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上写王石坚代名，另写一信给潘裕然，请他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部长官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
“人们知道，‘研究书店’的后台是陈忠经。潘裕然是服务团旧友，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在西安三青团等政治机关工作过，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与王石坚有自然联系，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情工人员，但知他诚实可靠，他的父亲潘家询是北大名教授，他与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有亲戚关系。胡宗南部的机要交通员常乘吉普车来往西安、洛川，传送书面文件。我同他们都很熟，他们对我交办事项一向奉命唯谨，我面嘱亲交潘裕然并索收条。虽知也有风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这是我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
还好有惊无险，当周恩来收到这份情报时，十分激动：“熊向晖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
面对咄咄逼人的15万胡宗南大军，尽管只有2万多的守城部队，党中央开始并不想放弃延安，保卫延安的战略方针是“内线防御、外线解围”。
守城的重任交给了善打硬仗的彭大将军，临危受命的彭德怀说：“中央命我负责西北。有的同志说，队伍只有2万多人，是不是太少了呢？我在会上讲了，不是人少的问题，问题在于我能不能代表这两万多人的勇敢，做他们的表率。”
胡宗南攻占延安的决心异常坚决，几天时间，15万大军集结完毕，兵临城下。
而负责外线作战，计划调动胡宗南主力部队回援的刘邓大军和陈赓谢富治部尚未准备完毕。更严峻的是，最外围守城部队的弹药储备只能勉强维持5天。
彭德怀预感到，放弃延安已经不可避免。
关于放弃延安，毛泽东对时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所说的一番话堪称经典：
“你的想法不高明，不高明。不应该拦挡他们进占延安。你知道吗？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占领了延安，他就以为自己胜利了，但实际上只要他一占领延安，他就输掉了一切。
首先，全国人民以至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是蒋介石背信弃义，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祸国殃民，不得人心。这是主要的一面。
不过，蒋委员长也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一占领延安，他就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宣布：‘共匪巢穴’共产党总部已被捣毁，现在只留下股匪，而他只是在剿匪，这样，也就可以挡住外来的干预。
不过这只是蒋委员长自己的想法，是他个人的打算，并非公论。但此人的特点就在这里。他只顾想他自己的，而别人在想什么，怎么想的，他一概不管。另外须知，延安既然是一个世界名城，也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他既然要背这个包袱，那就让他背上吧。而且话还得说回来，你既然可以打到延安来，我也可以打到南京去。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其他中共领导人也有同样睿智的观点。
朱德的想法，共产党人可以放国民党军进入大城市：“我们放他们进来，他们驻在城市里，一派队伍出城要粮，我们就把他吃掉。吃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收复城市。”
陈毅的观点是这样的：“按传统的军事战略，我们应该调最精锐的部队去保卫城市，并考虑我们能据守多久。但是，我们根本不这样做。我们所考虑的是，我们能消灭掉多少出动的蒋军，他们遭到重创之后，将于什么时候撤退，以及在他们溃退时，我们将如何进一步消灭他。”
刘伯承的理论是：“得人失地，地可夺回；得地失人，人地两空。”他认为这样的战争于共产党人很是合算：“我以十七座城市换取了蒋介石六万军队，据说蒋喜欢这笔买卖，他还要继续干下去，我也乐于奉陪。”
不过，陕甘宁解放区的老百姓，可舍不得共产党人离开延安。一位农民曾给毛泽东送来一担粮食，够吃一年的，这样毛主席就“不必参加生产劳动了”。
不过，为了最后的胜利，党中央还是痛下决心，撤离延安。毛泽东在向百姓们解释为什么要放弃延安时，这样说：
“譬如有一个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周恩来曾对群众说：“大家要做好坚壁清野，准备转移，不让敌人夺到一粒粮食，饿死他，困死他。胡宗南部队打进陕甘宁边区后，吃、穿、用什么也得不到，每天要用十架飞机运粮食才够他十万人吃，还没算弹药补给的运输。”
于是，延安展开了完全彻底的坚壁清野，搬不走的家具桌椅甚至连一根木条也不留。最难藏的是食物，百姓们一袋一袋地往山上背，实在背不动了，就挖个又大又深的坑，就地掩埋，再伪装好。延安方圆二十里范围内，农民们连石磨都藏了起来，他们决心把胡宗南饿死在延安。
在进攻延安前，胡宗南曾向蒋介石许诺：3天拿下延安！
而共产党人尽管决定撤离延安，但并没有让胡宗南轻松如愿。为了给党政机关和群众撤离尽量争取时间，彭德怀调整部署，白天以少量部队死守要点，夜晚出兵袭击敌人主力，迫使胡宗南部每日推进不足5公里。
在毛泽东亲自率领党中央机关，从容不迫地撤离延安1天后，胡宗南部才进入了一座空城，已是他许下狂言的第6天。
而胡宗南军队所到之处，不但找不到一个人、一粒粮，而且连一口锅、一只碗也寻不到，只好在石板底下架起火来烤饼子、炒马料，经常是爬山梁、睡野地、啃干粮，有时什么也吃不上，饿得头晕脸肿，拖得精疲力竭，还不断遭到民兵和游击队的袭击，苦不堪言。
胡宗南进入延安的第二天，1947年3月25日，他来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胡宗南看得很细，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
胡宗南看后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合乎心意的，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也哈哈大笑。
这是熊向晖最后一次听到胡宗南哈哈大笑。就在这一天，胡宗南的精锐部队整31旅在青化砭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他命知情者保密，不外传，不上报。
4月14日，胡宗南部整135旅在羊马河被歼，代旅长被俘。
5月4日，胡宗南部整167旅又在蟠龙镇被歼，旅长李昆岗被俘。
5月8日新华社播发题为《评蟠龙胡军被歼》社论。其中的一段顺口溜：“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下蟠龙去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像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5月12日新华社又发表题为周恩来亲自改写的《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社评：
“蒋介石最后的一张王牌，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老虎背。”“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胡宗南‘西北王’的幻梦必将破灭在西北，命运注定这位野心十足，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常败将军，其一生劣迹必在这次的军事冒险中得到清算，而且这也正是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将要死灭的象征。”
5月14日，胡宗南收到一份情报：5月14日，周恩来在真武洞公开露面，出席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大会。会上，周恩来公开宣布：毛主席、党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
胡宗南垮了，两只眼睛失去了光彩，从此沉默寡言，郁郁而终。
蒋介石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把他推上老虎背，周恩来参与领导的军事进攻打垮了他的部队，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政治进攻击垮了他的内心。
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历来是不计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必然取得胜利。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