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仅是一群人怎么做手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作为创造者的人，如何克服永恒的诱惑，坚定内心，正确行事。这是个人的选择，也是一家公司的价值观。
文｜金钟
「慢」的勇气
在这个快时代，做一个慢一点的人，有多难？今天的故事或许可以给你答案。
过去几年里，手机行业一定是内卷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不断更新的芯片、摄像头和屏幕刷新率，永远持续的价格战，源源不断供给的创始人轶事，一片红海之中，手机行业夜未眠。而如今，如果说还有什么新故事可讲，折叠屏手机一定是其中之一。某种程度上，这种新形态的手机，已经成为生产力的代表，高端的代名词，新的商业增长点。今天你走进任何一个手机销售店，都会在显眼处看到它。
2019年，世界上第一款折叠屏手机面市，一时间，跟随者众。但到了今年的4月11日，vivo才推出了自己的第一款折叠屏手机——慢了整整三年。
比起领跑者，或许一个后发者的故事更有意思：这种慢，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他们如何克服对赢的诱惑？在整个过程里，是否有动摇的时刻？以及在激烈竞争中的这种慢，会导致什么结果？
今年3月，我们在东莞的vivo总部见到了黄韬。他是vivo公司的产品副总裁，从业十多年的产品经理。他戴眼镜，身材很高，面目线条分明，谈起话来理性与感性兼备。他拿着这款即将上市的折叠屏手机，合上又打开，像拿着心爱之物，忍不住与人分享。
黄韬
他对它太熟悉了。早在2018年夏天，黄韬的团队已经开始研究折叠屏手机的可能性。在当时，大家已经在想象它比起普通智能手机，带给人的那种超越性的体验感。
但在那时，vivo预判行业技术还未成熟，无法保证折叠屏手机的质量。不仅包括屏幕，还涉及到铰链、摄像头、解锁方式、内外屏的质量等等。市场证明了这个判断——调查显示，2021年全球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在智能手机中占比仅为0.5%，也就是说，就算是到了现在，绝大多数消费者对折叠屏手机仍不买单。
事非经过不知难。制造折叠屏手机之难，在于它跟普通的智能手机已经不是一种产品，全部要从头开始：它有两个屏幕，如何保证内外屏同样优秀，保证内屏没有折痕，存在技术和成本的双重挑战；双屏同样意味着，大家已经习惯的屏幕指纹解锁不太可能——因为技术受限，所有厂家都选择了侧边指纹解锁，但黄韬不想妥协；手机的开合依靠铰链的生命力，也会考验屏幕的柔韧程度，这都是必须攻克的难题。
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消费者的心——折叠屏手机的价格不低，愿意买它的人，往往之前用的也是高端手机。他们习惯了好的摄像头，高素质的屏幕，优秀的快充……那一整套流畅的体验，不能打折扣。
有难度，那就克服，剩下的就是细致的功夫。一遍遍地磨。一版、两版、几十版。
这个过程里，人要克服外部的扰动，以及内心的动摇。
直到今年春天，有天夜里，黄韬关了灯，打开试用的折叠屏手机，追正火的电视剧《开端》，第一次被它的效果震撼了：「我敢保证，我们任何一个人从来都没有真正手持过这么大、素质这么好的一块屏，这么近距离地看视频，没有过。」
是时候了。他们终于可以把这块屏送到消费者面前。这是一台真正美且实用的手机。
折叠屏手机浏览效果
真实的，感动的，美妙的
要理解一个人现在如何行事，就回到他的过去。观察一家公司也是如此。
在做产品经理之前，黄韬做的是这个行业里最靠近消费者的工作——销售员。那是2006年，他大学毕业，进入vivo。按照公司传统，刚毕业的大学生都要外派到销售一线，去广大的零售点站柜，时间短则几个月，长则两年。为的是熟悉市场，熟悉业务，也熟悉消费者。
这份工作不轻松，站在柜台后面，不能走神，不能玩手机，一天站下来，脚会肿，嗓子会哑。江苏冷飕飕的冬天，他白天站柜，有时晚上还要搬货，工作都做完了，回到没有空调的小旅馆，还要写完一天的总结才能睡觉。
身体的辛劳是一方面，刚毕业的大学生还要经受价值感的考验：「有的可能觉得这个事情太无聊，自己大学毕业，结果跑去卖手机；有的觉得自己在浪费青春，可能同学们已经在大公司，在CBD里面做着一些看起来高大上的事情，而他们却在和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们交流。」因为这些原因，有很多新人没能坚持下来。
但在这个过程里，黄韬获得了成就感，同时也习得了基层的智慧。比如，当年山寨机风行，手机硬件质量依然是消费者顾虑的点，怎么让用户放心地购买vivo手机成为课题，因此也衍生了一系列不一样的促销方式，比如「手机投篮」活动——在篮球场，隔三米远，用vivo手机投篮，投中了有礼品，摔坏了不要钱。目的是让大家知道，vivo手机质量好，摔不坏。在店里推销手机，正跟消费者讲得好好的，有时候销售也会故意手一松，手机「啪」摔在水泥地上，顾客吓得冒了汗，销售捡起来展示：「没事，随便摔，你也可以摔。」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手机品质不过关，也不敢这么玩。
当时的手机市场是一个熟人社会，人跟人之间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快，黄韬就意识到，当消费者不了解手机的时候，他们会特别信任店老板。为了获得店老板的信任，本身的产品和服务足够好还不够，vivo派出的销售员还会做很多事情。黄韬帮店老板们设计过陈列柜，讲解过其他厂家的产品，还做过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比如修空调、扫地、带小孩……到最后关系好到，店老板甚至带着他一块儿去朋友家吃满月酒。
这样牢固不破的销售体系，被外界认为是vivo成功的法宝之一。曾经有财经作家这样总结vivo的「地铺」：「一个个城市铺过去，一家家步行街铺过去。地面店开到了每一个你可能叫不出名字来的城市，娄底、思茅、个旧……找当地经销商招商、找铺子谈租约、找师傅装修专卖店，还要派巡视专员定期考核服务品质。」这些细水磨合的工作，都在不显眼的地方，但目的是一致的，就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保障。
在这样细水磨合的功夫里，黄韬这样的年轻人们，开始理解了最广大、最普通的消费者，同时也理解了广大市场最基层的现实。
2008年，黄韬被召回总部，开始做产品经理，从零开始创造一部手机。但回到总部，并不意味着远离消费者，每过三个月，他都要去各地的店面出差，和导购聊天，看看他们怎么卖货，听听顾客有什么困惑。敏感的雷达打开，转上几天，知道市场现在是什么情况，一颗心就放下了。反之则不成：「要是你每三个月没去做这个事情，就会觉得心里很虚。」
2012年，vivo成立了X系列的产品线，黄韬成为负责人。
做手机14年，当被问到创新的迷人之处时，他说过一个细节——2013年，当时已经开始流行大屏手机了，大屏就意味着单手操作不便，但有些时候，大家腾不出两只手，比如坐地铁握住扶手的时候、一只手拎着菜的时候，如果有不得不回复的信息怎么办？所以当时，他们设计了一个功能叫「单手模式」，手机摇一摇，操作界面就从5.7寸变成3.5寸，完全可以单手操作。
那款手机的发布会是在2013年的5月7日，那天发生的一切，黄韬仍历历在目。那次也是他第一次上发布会，负责在台上介绍这款新手机，整个人都是懵的，前半小时介绍一些偏硬件、性能的内容，接着开始讲他们做的一些创意和设计。当「单手模式」一出来，之前较为平静的观众席，突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尖叫声。
那个瞬间，站在台上的这位产品经理，觉得似乎有一股电流，从头一直流到了脚底，「特别真实，特别感动，特别美妙」。这是这份职业感召他的时刻。
黄韬
做一台自己有底气拿出来的手机
2008年春天，深圳南山科技园，黄韬开始了自己作为产品经理的职业生涯。他的同事们也都是年轻人。之后十多年，他们始终与时代和行业共振。
在当时，手机行业还处于一种混乱的繁荣之中。市场上有山寨机，也有品牌机，有各种各样的创意、形态、功能、外观……百花齐放。但逐渐的，消费者慢慢从山寨机的污染中觉醒过来，品牌机开始得到认可。在同时，通信虽然在从2G转换到3G，智能手机已经萌芽了，但声量还不大。对黄韬和他的同事们来说，正是一段很好的时光。
年轻的工程师们会在新年到来时，一起去爬深圳最高的梧桐山。黄韬的同事、现在vivo的影像负责人于猛记得，当时正好遇上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圣火经过深南大道时，附近科技公司里的年轻人全都下来了，街上是人，树上也爬满了人，大家都很兴奋地喊「北京加油！奥运加油！深圳加油！」于猛说：「当时就感觉这个城市真的是年轻人的天下，充满活力、充满创新。」
2012年，转折的时刻到来——进入3G时代，智能手机开始展现它的统治力。变化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许多手机厂家还没做好准备，一转眼就到了生死关头。
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库存。功能机到智能手机的「升级换代」，和手机行业过去所理解的「升级换代」（比如从彩铃到和弦到MP3、MP4，或者提升屏幕大小或者分辨率）完全不同——它们已经不是一个品类。这也意味着，已经生产出来的功能机，不是降价就能消化的。当时vivo的一位高管说，「我们各方面表现都很好的功能手机，上市卖得好好的，但到了智能机时代，可能多少钱都没人要，因为买回去没用，app用不了，游戏也玩不了。」
危急关头，媒体记录过当时的一个细节。当时vivo还有大量的功能机库存，创始人沈炜感叹：「我们这么多年本本分分做事情，如果连我们都死了，那上天也太不公平了。」
后来，沈炜定下半年的期限，「半年搞不定就关门」。他的底线是，不拖欠员工工资；不让股东亏本；及时支付原材料采购费用，即便这些原材料不再会被使用；预留3年的售后储备金，哪怕关门也要让vivo现有用户在三年里售后无忧。他们把已经做出来的功能机降价甩卖，把没生产的原料报废处理。
3G转4G的壮士断腕，果断转身，让vivo比预期时间更早地挺过了这次危机，更带来了如今4G转5G时期的行业引领表现。
危机之后便是转机。2012年，他们投入智能手机的战役之中，推出的第一款产品，就是划时代的vivo X1。
这是一款当时少见的Hi-Fi手机。他们调研市场后发现，大家都在拼硬件、配置和价格，但还有一个被人忽视的市场——那就是音乐。18岁-35岁的人群，对音质的需求排在需求的前五位。
就切这个方向，他们决定做一款超薄的Hi-Fi手机，即高保真音质手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手机厂家敢把专业音响的芯片移植到手机上。当时参与这款产品研发的还包括王友飞、于猛等如今在vivo各个领域独当一面的元老。这个过程，要克服成倍的技术难度，整合漫长的产业链。当时他们飞遍北美大陆，从耳机厂家到电源厂家，从美国到加拿大，最忙时九天坐了十次航班。是一次辛苦但充满期待和希望的旅程。
最终，市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2012年秋天，vivo X1发布，作为全球最薄、首款Hi-Fi级别智能手机，一时风头无两。以2498元的售价，站上了百万销量。这一款手机的销量，就占到了全公司销量的四成以上。
作为产品经理的黄韬，也在那时，感受到了一种成就感：「当时我去参加一个活动，有很多行业内的人，包括供应商、其他手机厂商。像过去我们自己生产的手机，在那种场合拿出来呢，也不是很有底气。但那次我拿出X1，真的是很有底气。很多人会问：这就是那个X1呀？然后抢过去拿着看。那种感觉真的是非常棒。」
X1只是一个起点，之后的十年，黄韬带领的vivo产品团队开始创造自己的时代。
使用折叠屏手机拍照
永恒的诱惑，永恒的斗争
但同时，手机行业又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行业。受限于上下游的生产力、科技的发展水平；需要研发、营销等环节的紧密咬合；在这个竞争激烈、永远不缺new story的行业里，每个公司都要讲自己的故事；在每年一次次、一轮轮的新品大战中，你都不能缺席，要拿出好产品。
这就是摆在黄韬和他的团队面前的问题——如何做到平衡。平衡自己的想象力、进取心、对创意的追求，与消费者的实际需要、激烈的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
一个最典型的案例或者说「教训」，发生在2014年。当时vivo推出了一款叫vivo X5 Max的手机。它最大的特点是薄，厚度仅为4.75毫米，在当时的行业竞争中拔得头筹，而且现在依然是世界上最薄的手机。当时产品经理们一门心思想冲刺这个目标，想了很多办法，比如改变手机主板布板的方式，使用了全行业最薄的机翼中框，全球最薄的显示屏、扬声器。
但做到世界最薄，就一定是最好的吗？这款手机的销售成绩其实很不错，但很快，消费者开始反馈一些问题，比如手机太薄，用起来可能不太适应；为了追求薄度，或许牺牲了其他方面的体验，比如续航可能很难让人满意。
这款手机上市后，vivo内部做过深刻的反思，最终他们认定，手机要和消费者朝夕相处，会深深影响他们的生活，对创新的追求，应该真正回到消费者的需求和体验，而不是销量与规模。这也契合了创始人沈炜2022年初的新春致辞，「无论任何时候，竞争导向、成本导向、参数导向、效率导向等一定不能凌驾于用户导向之上。」
讲这个故事时，黄韬同样提到，手机设计中各种微小的平衡关系——如果想把续航做好，电池就会大，机器就会厚；但如果想做快充，电池容量就会小；如果想把拍照做好，摄像头会更突出、成本就会更高。就像是螺蛳壳里做道场，「都是各种冲突，你需要去做权衡、做选择，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在日常生活里，产品经理们面对的另一种挑战，是想法很美好，但不够稳妥，落地有难度。
当一个产品经理讲到自己设计的功能时，一定是最兴致勃勃的。黄韬事无巨细地跟我们讲起，他提过很多新点子。比如他曾经遇到过一个场景：去商学院上课，下了课大家拍合照，但人太多，主摄镜头拍不下，广角镜头画质不好，全景照片又很难对齐。所以他想，是不是可以让手机摄像头自己旋转？可以用升降摄像头上升后旋转拍摄，人只需要举着手机，再长的队伍也可以拍全。
在vivo内部有一个评审会制度，每一个重要功能，都要送上评审会，让高管们评估。黄韬在评审会上兴冲冲讲起这个想法，但领导们把它毙掉了——这个想法是好的，但带来的问题也会很多，比如要求摄像头升起后再旋转，里面的马达、传动轴会非常大，会让手机变得很重很厚。正因为这种技术难度，现在旋转摄像头也还没有实现量产。
这是一种科学的、实际的考量，黄韬也认同，这样一个产品必定不便宜，也一定很厚很重，如果推向市场后消费者体验不好，带来的损失会非常大。
这个新功能在vivo内部经历的全程，正代表着一种健康的决策体系：产品经理们可以天马行空，有创造的闪光，充满奇思妙想。但同时也会有踩刹车的人，有「say no」的人。每一年，这样的刹车可能会踩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但正因为这样，错误才会更少发生，所有的决定，都真正站在消费者这一边。
一个灵光闪现的点子变成现实，无数点子聚合成一部手机，其中是无数的纠结，痛苦，往往不会顺利、果敢、云淡风轻。但这正是这份工作的本质，黄韬说，「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内心一定会经历痛苦的抉择。因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产品，而你做产品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平衡和选择的过程。」
好米慢慢煮
今年3月，我们到了东莞，这里是vivo的全球总部。南中国少为人知的这一隅，是中国手机版图中不可或缺的坐标。
来到这里，会觉得时间的流速变得缓慢。开车带我们去厂区的司机，已经在这里工作二十多年，是创业时代的老人。他有一种从容和得体，车开在路上，他会向客人们介绍，窗外是虎门大桥，曾是码头和市场。再往前，我们就要进入长安镇。
员工们还会骄傲地讲起很多细节。比如vivo厂区有自己的医务室，员工病了，可以免费拿药。主管医生「花阿姨」已经白发苍苍，1995年起她就在这里工作，已经27年，见证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食堂也是如此，师傅们都是正式员工，并非外包。江苏扬州的一个一线导购员李美华，2006年4月加入公司，这16年来卖了约3万台手机，累计销售额近一亿，她喜欢这家公司，所以她的儿子毕业后，也曾在vivo工作。
走在园区，正是广东的回南天，黄花风铃木开放的季节。他们修建这个园区的时候，想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平等、交互的场所。夏天有荷花，春天有黄花风铃木，秋冬还有别的植物。人在这里工作，会觉得松弛和开心。
位于东莞的vivo全球总部
当然一个公司能够成功，靠的不仅仅是这些，更本质的是文化——鼓励什么，奖赏什么，以及惩罚什么。
vivo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有一些一定不会做的事情，比如不能公开评论友商，更不可以攻击别人。就算成绩好，也不要主动谈论数据，因为「数据是心魔」。这不是某种公关策略，而是公司自上而下、从创始人沈炜传递到每个人的铁律。
利益分配是企业管理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vivo公司股权的最大持有者是管理层，只要还在职，管理层每年的股份都会增加。已经退休的员工和管理层，都不再有机会增持。为了保持简单纯粹的工作氛围，包括创始人在内的所有职员三代以内的亲属，禁止进入公司工作。这样的管理模式，能保证管理层健康，能聚焦心力，有动力工作，不会做出不理性的决定。
手机行业里的公司，各有各的风格。有的是互联网新贵；有的崇尚法家，赏罚分明。而vivo的风格，更接近道家，如老子在《道德经》里说的，「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所以外界看来，vivo是一家不着急的、「敢为人后」的公司。它不上市，创始人沈炜除了2014年接受过一次媒体群访，再未在媒体前露面。vivo的管理层，除了研发投入、库存周转、品牌投入等健康指标之外，不设具体的业绩KPI。
这一切制度的目标，是让这家公司活得更加健康，更加长久。
具体到每一个产品也是如此。采访的尾声，话题又回到了折叠屏手机。黄韬告诉我，他理解的「敢为天下后，后中争先」是什么意思——比起时间的先后，他们更在意的是消费者体验的先后。消费者要的一定是最快、最早吗？可能不是，他们想要的是更好的体验，更好去解决问题，是一台真正能满足自己需求的手机。
他们有自己的价值排序。第一位永远是为消费者提供好的体验。如果体验有了，时间能争先，当然更好；但如果体验还没有，不必抢时间，宁愿等，一碗好米慢慢煮。「我们知道消费者要什么，在别人抢先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心里没那么慌。只要我们真的能做得更好，晚一点、慢一点，不要紧。」
也是在这时，一直避谈其他手机厂商的他，谈起了一个同行，大概也是所有手机从业者都乐于谈起的一个人——苹果的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
五年前的iPhone X发布会，黄韬和团队所有成员是一起看的。当时乔布斯已经去世了，但开场前，库克放了一段视频，是乔布斯生前讲的一段话。那段话对黄韬影响至深，之后也常常跟他的同事讲起。在采访时，他很顺畅地把这段话背了下来。他说，自己做产品，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这也是为什么，这份工作压力这么大，还是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愿意燃烧自己的原因。乔布斯是这样说的——
「生而为人，不尽相同……你不曾见过他们，不曾和他们握过手，不曾聊起彼此的故事。
但他们拿着你倾注了真心与爱所创造的产品，总能心领神会。」
精彩故事永不错过
